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赓正在颐和园养病，他的身体不好没有参会。有几位上将来看望他，说起庐山会议上的情形，他们居然眉飞色舞起来，言语之中对彭老总非常不尊重。陈赓听后，怒目而视，眼看就要生气了。几位上将不刺激陈赓的身体，识趣离开。在陈赓心中，始终非常尊重彭老总。 彭德怀与陈赓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不仅是湖南的老乡，而且在年轻时曾在同一师的湘军中并肩作战。 1951年，朝鲜战争进入了激烈的第五次战役。 第60军的第180师在北汉江地区与美军交战时，战况迅速恶化。指挥失误使得180师处于分割包围的困境。彭德怀对此事非常愤怒，尤其是在得知该师师长未能及时处理突围问题后。 那时，陈赓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兼第三兵团司令员。他急切地从北京赶往朝鲜，正好赶上战役总结会议。 会上，彭德怀对战役指挥进行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对第180师的指挥失误，彭德怀的愤怒言辞让在场的所有将领都感到紧张。尽管邓华想要劝解，但面对彭德怀的怒气，他也不敢开口。 就在这时，陈赓悄悄地走到彭德怀身边，轻声提议暂停会议。彭德怀气息渐渐平复下来。最终，他同意了休会提议。此时，宋时轮和杨得志也纷纷表示感谢，气氛变得轻松了许多。 1952年，彭德怀与陈赓联手制定了坑道战的策略，并结合了野战工事，最终确立了一个系统化的防御体系。这一战术，经过实战的检验，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许。 坑道的防御不仅有效抵抗了美军的轰炸，还保持了志愿军阵地的稳定。 上甘岭战役爆发，美军依然在空中和地面进行猛烈攻击，但坑道战术的优势再次显现。美军的空袭未能给志愿军造成显著伤害。 战斗中，陈赓因战事暂时回国，而彭德怀则继续坚守前线。与此同时，陈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彭德怀胜利归国后，担任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而陈赓创建的哈军工也归中央军委领导。 彭德怀多次前往哈军工视察，亲自指导工作，提出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 1954年，彭德怀成为新中国的国防部长，并对国防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五年后，陈赓成为国防部副部长。然而，在庐山会议后，反动将领接替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 此时，陈赓与反动将领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源于多年的积怨。 早在南昌起义时期，陈赓便与反动将领有过不和。此后，1949年的粤桂边围歼战再次激化了两人之间的分歧，陈赓屡次与反动将领发生冲突，最终通过上报中央军委，确保了作战的胜利。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陈赓因健康问题未能参会，但他密切关注会议进展。 会议后，陈赓坚信彭德怀无冤，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陈赓无力改变彭德怀的命运。 此后陈赓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曾经在1957年和1960年两度经历心肌梗塞，但依然拼命工作。 组织与他的老部下们越来越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终于提出让他南下上海调养的建议。 在那段时间，上海的气候温暖、医疗条件更为先进。 陈赓起初并未接受这一安排。他觉得自己身负重任，工作繁忙。直到身体再次发出警告，陈赓才勉强同意调养。 陈赓的妻子傅涯一直在旁照顾他。尽管如此，陈赓依旧坚持不愿受到“特殊待遇”。 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曾特别嘱托工作人员提高陈赓的饮食标准。然而，陈赓每次吃饭时都会挑出肉类，将其送给需要的同志。他说，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基层干部营养不良。 陈赓到上海后的几件事也影响了他的健康。 很多干部知道他来沪后，纷纷上门探望他。尽管医生建议他少说话，但陈赓总是不忍拒绝这些善意的探访。 每次接待访客，他都会感到身心疲惫。 傅涯私下里便回绝了一些拜访请求。但这样一来，外界开始散布陈赓态度高傲的言论。 陈赓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责怪傅涯，反而让人去请那些干部继续来访。其次，傅涯本来计划陪伴陈赓一同前往上海，但陈赓坚持要求她留在北京继续工作。 在组织的安排下，傅涯还是随陈赓来到上海。 傅涯全力照顾陈赓的日常起居。然而，陈赓觉得傅涯应该有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完全围着他转。 于是，他主动要求上海市委给傅涯安排工作，结果傅涯的工作量大增。 上海的一些将领在与陈赓交谈时，无意间提起了组织要求高级将领写作战总结的事。陈赓虽然身体虚弱，但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组织申请，要求自己也参与撰写。 组织要求他口述由他人代笔。刚开始，陈赓确实按照要求进行，但他对初稿并不满意，决定亲自修改。 1961年3月，陈赓感到呼吸困难、胸口剧痛。这次他并没有立即告知医务人员，也没有告诉傅涯。 直至3月16日，陈赓的心脏病突发，医生紧急赶到，虽然尽力抢救，但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参考文献：[1]邓群刚.陈赓的精神风范及其时代价值——以《陈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J].毛泽东研究,2024(5):2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