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再次语出惊人：“退休后，无论退休金多高，房子多大，晚年最好的活法，不是聚会、跳舞、打麻将，而是这3种方式，很多人不知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红高粱》。这部作品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由巩俐、姜文主演，创造了多个电影界的里程碑。在拍摄期间，莫言与张艺谋、巩俐、姜文曾聚在他母亲家中吃饭，并在院子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谁也未曾料到，多年后，这几位文化界人士会在各自的领域取得耀眼成就。电影人远赴柏林、戛纳、威尼斯摘得奖项，而莫言则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他的获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 莫言的童年回忆中，“饥饿”始终是难以磨灭的印记。1955年，他出生在山东高密的一个贫农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长期的食物短缺，使得幼年的他显得十分瘦弱。一次，他提着家里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水，但因饥饿导致身体乏力，不慎失手，热水瓶跌落地面，碎成一地。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热水瓶是家中重要的物件，他瞬间惊慌失措，赶忙躲进草垛，整整藏了一天不敢出来。 直到傍晚，他听到母亲在村中四处呼喊他的乳名，才小心翼翼地从草垛中探出头。本以为会受到责骂，然而母亲只是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叹了一口气。她明白，家境贫寒，连让孩子吃饱都成了奢望，而这一切，他们只能默默承受。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饥饿不仅折磨着人们的身体，也影响着孩子们的判断。有一天，村小学运来了一车黑色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未见过。一个孩子跑上前，拿起一块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咀嚼，看上去香极了。其他孩子见状，也纷纷扑上去，每人抢了一块吃了起来。莫言回忆，那种味道至今仍能想起，甚至连大人们都参与其中，结果整车煤块就这样被大家吃得一干二净。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探索退休后的生活方式。有人投身广场舞，在欢快的节奏中消磨时光；有人沉迷于麻将牌局，将时间消耗在输赢之间；有人热衷于各类社交活动，让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实则许多人仍在精神上感到空虚和迷茫。 莫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指出，一些退休老人虽然经济无忧、住房宽敞，却陷入精神贫瘠的困境。这不禁引发思考：究竟何种生活方式才能让晚年更加充实？ 首先是修身养性。莫言以自身为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并未沉溺于名利，而是选择了一种宁静且富有内涵的生活方式。他坚持每日阅读与写作，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丰富精神世界。 其次是学会独处。在他的观察中，许多老年人因害怕独处而频繁参加社交活动，试图填补时间空缺。然而，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心理学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独处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价值。 最后，最重要的是珍惜亲情。莫言认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关系变得尤为珍贵。他提到，哈佛大学一项长达85年的研究证实，良好的家庭关系是人生幸福的关键。在与子女相处时，应学会倾听而非指责；在伴侣关系中，应多一分理解与体贴。有些老人喜欢塑造“全能长辈”的形象，但适当示弱，给予子女尽孝的机会，反而能拉近亲情关系。 1984年，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为作家班的一员。刚入学时，他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班上最受瞩目的同学是李存葆，他的作品甚至还被专门举办了研讨会。然而，莫言对其作品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更像宣传材料，而不是纯粹的小说。 某天凌晨，他梦见一片红萝卜地，在阳光照耀下，一个老者弯腰劳作，随后一位手持鱼叉的姑娘走来，叉出一根胡萝卜，举在阳光下，光线透过红萝卜，闪烁着奇异的色彩。这个梦促使他写出了《透明的胡萝卜》，作品发表后引发热烈讨论，京城的作家和评论家纷纷聚在一起探讨他的文字。他也因此受到了与李存葆入学时相同的关注。之后的创作阶段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通宵写作，课堂上只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其余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 198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4期发表《白狗秋千架》，首次写下“高密东北乡”这个名字。他发现川端康成可以在《雪国》中写“黑色秋田狗”，福克纳可以在小说里构建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乡村琐事同样能成为严肃文学的题材。这一领悟，使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自此，“高密东北乡”成为他创作的核心背景，故事也源源不断地涌现。 2014年，莫言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一百万元稿费，用于救助西部地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两年前，他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各种关于他的新闻铺天盖地，甚至“诺贝尔奖金在北京买不起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也成为舆论话题。然而，这次捐赠并未引起关注，几乎没有成为新闻。 2015年，他再次捐赠125万元，这笔善款最终送往西藏，帮助了62名先心病患儿。莫言向红十字会提出两个要求：不宣传、不报道；不参加任何活动，也不去医院探望接受手术的孩子们。他认为，真正的善行不应刻意宣扬，做一件好事无需让所有人知道，这才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