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1982年，TVB新秀歌唱大赛成为梅艳芳进入娱乐圈的契机。这场比赛由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共同筹办，目的是发掘新生代歌手。香港资深音乐人黎小田回忆，当时的报名人数高达三千人，经过多轮淘汰，最终挑选出了具备实力的新人。 参赛条件相对简单，年龄需在三十岁以下，并且未与任何唱片公司签约。有人向主办方推荐了一位歌手，称其风格接近徐小凤，在铜锣湾的一个舞厅演唱。黎小田前往聆听，觉得她表现不错，于是询问她是否有兴趣参赛。对方回答，他曾在早年的节目中见过她，她就是梅艳芳。 舞台上的她光芒四射，成为一代天后，备受瞩目。然而，在聚光灯之外，她所经历的一切只有自己最清楚。进入娱乐圈后，家中的所有开销都由她一力承担，每一笔收入都是通过不断演出换来的。然而，家庭并未因此给予她应有的关怀。母亲不断向她索取金钱，兄长因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也由她负责偿还。 在一次演唱会上，她演唱《伤心教堂》，歌声渐渐哽咽，最终泪洒舞台。台下歌迷以为她因情绪投入而落泪，纷纷安慰，然而真正的原因却无人知晓。她的哥哥因欠下四百万巨款，债主直接找上演唱会现场。演出结束后，设计师刘培基将演唱会的尾款支票交给她，她接过后泣不成声。面对询问，她只简单回应，外面有人正在催债。庆功宴上，她仍未能平复情绪，而母亲却并未表现出关心，反而觉得她理应补贴家庭。 2003年的冬天，香港演艺圈失去了一位璀璨的明星。在梅艳芳离世后不久，一则来自其主治医生的采访引发了公众的深深感慨。这位医生透露，梅艳芳的病情在最初发现时并非不可救治，但她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放弃积极治疗的机会。这个决定，成为了她人生的最后抉择。 在确诊癌症之后，梅艳芳并没有按照医生的建议立即开始治疗。她当时正在筹备新的演唱会，面对医生的劝说，她表示无法放下对歌迷的承诺，也放心不下她参与创办的慈善基金会的工作。这个决定，让她的主治医生们都感到既心痛又无奈。 带着病痛，梅艳芳依然坚持着她的演艺事业。在这期间，她完成了多场演唱会，每一次登台都倾注全部热情。这种专业精神，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无法察觉到她正在经受病痛的折磨。演出期间，她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亲和力，与歌迷互动，展现出她作为艺人的敬业态度。 2003年，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梅艳芳举办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这当天，她特意选择了一袭白色婚纱作为演出服装，仿佛她真的要与深爱的舞台缔结永恒的约定。在聚光灯下，她向观众献上了极具感染力的演唱，用行动诠释了她＂嫁给舞台＂的庄重承诺。 这场演唱会结束后，梅艳芳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尽管医疗团队竭尽全力，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她的病情已经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梅艳芳在歌坛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她敢于突破传统的多变形象。她勇于尝试，性格豪爽，与造型设计师刘培基的合作，使她的形象大胆前卫。早期发行的《心债》《赤色梅艳芳》等唱片，塑造了成熟幽怨的女性形象。1985年推出的《似水流年》，她以中性西装造型出现，打破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1986年，梅艳芳的《坏女孩》《烈焰红唇》等快歌面世。这些歌曲的挑逗性歌词和张扬叛逆的舞台装扮，给当时仍受保守思想影响的香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和思想冲击。其中，《坏女孩》专辑在三个月内销量超过70万张，奠定了她在乐坛的地位，也使她成为香港独立女性思潮及流行文化的象征。 梅艳芳一直热心公益，心系家国。1993年，正值香港移民潮，她坚信中国人要自强，放弃了刚拿到的加拿大护照，决定留在香港为国家尽一份力。在香港人心惶惶之际，她呼吁团结，带头行动。她曾表示，中国有地方发生灾难，心里会很疼，会很着急。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梅艳芳在接受《电影故事》专访时，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她与成龙等人发起并成立了香港演艺人协会，2001年成为该协会首位女会长。她多次前往内地义演赈灾。2003年“非典”暴发，已罹患癌症的梅艳芳隐瞒病情，组织了“茁壮行动”和“1:99慈善音乐会”，筹得善款两千三百多万，惠及众人。 作为人物传记片，电影《梅艳芳》的拍摄并不容易。梅艳芳的形象深入人心，想要“复活”这样一位明星，难度可想而知。拍摄这部电影，安乐老板江志强是为了兑现对梅艳芳的承诺。江志强表示，当年安乐电影还是小公司，梅姐已是一位当红歌手，但她不介意，为他们发行的电影《天空之城》站台宣传，他至今仍感激她当日的仗义帮忙。 2003年，梅艳芳找到江志强，想要拍一部“留得下来”的电影。她计划出演由张艺谋执导、江志强监制的《十面埋伏》，本来要演的是“飞刀门大姐”一角。但由于身体原因，她未能出演。张艺谋导演为此，在《十面埋伏》片尾打出“谨以此电影缅怀梅艳芳小姐”的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