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为了躲避战乱，为夫家保留一丝血脉，一位母亲告诉自己12岁的儿子：“你要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人走，要活着回来”。就这样，少年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故乡。 1935年，高秉涵出生在山东菏泽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外公曾是同盟会成员，这种革命血统影响了他的父亲，使其也加入了国民党。作为一名乡村教师，高秉涵的父亲在1947年的战乱中不幸去世，留下妻子独自抚养年幼的高秉涵。 1948年夏，济南战役前夕，山东大地战云密布。当时国民党在江南地区设立了多所＂流亡学校＂，以吸引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南下。高秉涵考上初中后，他的母亲顾虑到战乱中的危险，担心儿子也如丈夫般遭遇不测，决定让他南下求学，为这个家保留一丝血脉。 在那个离别的早晨，母亲将丈夫曾用过的金笔送给高秉涵，并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人走，要活着回来。＂这句简单的话语，包含着母亲所有的期盼与担忧。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往往被卷入无法掌控的历史洪流中，而母亲的这一决定，将永远改变高秉涵的人生轨迹。 几天后，这批流亡学生抵达南京，被安排在雨花门的边营小学。但随着局势恶化，带队人员在一个早晨突然消失，留下学生们无所适从。此时高秉涵想起母亲的嘱托，决定前往芜湖寻找国军181旅541团，并最终成为该团卫生连的一名学兵。 渡江战役爆发后，国军溃败，高秉涵在混乱中与部队失联。在随后的逃亡中，他腿部被烫伤，伤口甚至长了蛆，却意外得到一名解放军卫生员的救助。尽管有过犹豫，但他始终记着母亲的话，坚持跟随国军南撤。 在厦门的海滩上，高秉涵被人群推搡着登上了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军舰。当时他内心挣扎，知道过海就可能再也见不到母亲，但混乱中他已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初到台湾，高秉涵生活极其艰难。失去军队收容后，他无家可归，只能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堆中寻找食物，与野狗争食，晚上则在候车室里过夜。每逢传统节日，思乡之情更加强烈，他常常爬到山上，朝着山东方向大声呼喊：＂妈妈！＂然后痛哭一场。 幸运的是，一位打扫卫生的老人给了他帮助，介绍他应聘火车站小贩。后来，他又偶遇小学老师李学光，在他们的鼓励下，高秉涵决心继续学业。经过一年复习，他考上了＂建国中学＂，之后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考入台北军法大学，毕业后成为金门的军事法庭法官。 担任法官期间，高秉涵审理了一位名叫郑凤生的士兵案件。郑凤生原是厦门渔民，被抓壮丁来到台湾。当部队调往金门时，他靠一个轮胎试图游回大陆看望母亲，却被潮汐冲回金门。尽管高秉涵对他深表同情，理解他想见母亲的心情，但出于职责只能判处他死刑，这成为高秉涵终生的愧疚。 1979年，高秉涵赴西班牙参加世界法学大会，希望通过大陆同行联系家人。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信件几经周折，最终在1980年收到大姐回信，得知母亲已经去世，而她临终前一直呼唤着＂春生＂，不肯闭眼。同时他也惊讶地得知两个姐姐并未在战争中遇难，而是去了延安参加革命。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了民众返乡探亲的政策，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这一历史性决定为无数离乡背井的游子带来了回家的希望。然而，许多赴台老兵已经等不到这一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年迈体弱，有些甚至已经去世。对于这些漂泊异乡的人们来说，他们有着共同的心愿——＂生不能回，死也要回＂。＂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始终在他们心中扎根。 直到1991年5月，高秉涵才终于有机会踏上回乡之路。俗话说＂近乡情更怯＂，当他来到阔别43年的故乡村口时，却迟迟不敢迈步。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想起与母亲分别的场景，他只能先绕村走了一圈，平复内心的波澜。 在亲人的陪伴下，高秉涵来到父母坟前祭拜。跪在母亲坟前，他满怀歉疚地表示，离开母亲后自己再也不敢吃石榴了。这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他几十年来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 这次回乡，高秉涵还肩负着特殊使命——送王士祥回家。王士祥是他在台湾认识的同乡，没有亲人陪伴，唯一心愿就是能回到故乡。1985年，王士祥病危时，高秉涵承诺一定帮他找到女儿并带他回家。 从此，高秉涵开始频繁往返两岸，将那些将回乡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老兵骨灰一一送回家乡。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由于携带物品特殊，常常引起海关注意。 在短短几年间，高秉涵带回大陆的骨灰就达一百多坛。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数字增至近两百坛，使他获得了＂安魂者＂的称号。对高秉涵来说，最难以承受的不是繁琐的手续和艰辛的旅程，而是每次家属见到亲人骨灰时的悲痛场面。 除了帮助老兵归乡，高秉涵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家乡教育作出了贡献。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201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