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于右任被国军架着离开大陆，有一张照片是他赶路时拍的，当时他正要坐上开往宝岛的飞机。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大局已定，人心思变。在这动荡之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3月26日正式提出辞呈，希望能卸下这副重担。作为资深政治人物，于右任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迹象洞若观火。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不堪，也对蒋介石的专权统治心存不满。 4月下旬，解放军突破江防的消息传来，国民党政权在南京的统治已到了最后关头。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突然闯入于右任的住所。 ＂院长，情况紧急，共军已突破防线，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军官语气急促地说道。 于右任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欠佳，他试图推脱：＂我身体不适，能否稍后再说？＂ 军官不由分说：＂形势危急，飞机已在机场等候，请院长立即动身！＂ 于右任甚至来不及收拾妥当，就被军官匆匆＂护送＂出门，登上了前往机场的汽车。在匆忙离开的过程中，于右任回头望了一眼自己生活多年的书斋。书桌上的毛笔还沾着墨汁，几本翻开的古籍散落在桌面上。这一切，都将成为永远的记忆。 离开南京后，于右任先是抵达上海。然而，上海的停留并不长久。解放军很快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推进，于右任不得不再次启程。这一次，他与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以及两个孙子一同奔赴广州。 在广州短暂的停留期间，于右任常常站在窗前眺望北方。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的消息不断传来，广州也即将沦陷。在这段时间里，于右任与家人有了短暂的团聚，但心中的忧虑却无法消散。 ＂父亲，台湾或许是我们最后的去处了。＂儿子仲岑曾如此说道。 于右任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他深知，随着大势已去，前往台湾已经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最终，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于右任一家不得不再次启程，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候，便毅然决定从台北飞往重庆。这一举动不仅仅是为了家人团聚，更是他内心深处对故土难舍的体现。然而，命运总是弄人，当于右任抵达重庆时，却得知妻子和女儿已于几天前前往成都，造成了一次痛苦的错过。 ＂如果能早来几天，就能见到家人了。＂于右任对身边随行人员如此感慨。这短短一句话中，包含了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与苦楚。在重庆期间，他不断尝试与妻子取得联系，希望她们能返回重庆团聚。据传，于右任甚至托当地仍有交情的旧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递信息，期望能与妻女重聚。然而，局势变化太快，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时间一天天流逝，解放军的脚步越来越近。重庆城内的炮声也日渐密集，预示着这座城市即将迎来新的主人。于右任的处境变得愈发危险。 1949年11月29日，在解放军炮火的轰鸣声中，于右任被众人劝说再次登上了飞机。这一次，目的地依然是台湾。临行前，于右任将一幅自己亲笔所书的＂天下为公＂字画赠予了一位重庆的老友。这四个字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也是于右任本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这幅字画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见证了那个特殊时期一位老人的家国情怀。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于右任透过舷窗望着下方的山城，也许他当时就已经预感到，这将是他与大陆的永别。那架飞往台湾的飞机，不仅仅承载着一位老人，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当飞机穿越云层，消失在天际时，于右任与大陆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抵达台湾后，于右任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的职务，一直到1964年去世，共计15年之久。然而，这个职位在台湾的政治体系中逐渐变得形同虚设。每天批阅文件成为他的例行公事，而且批注极为简洁，通常只用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再加上签名＂右任＂二字，总共不超过三个字。 在1953年的＂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于右任曾感慨道：＂我近来身体多病，大声说话就头痛，老天让我活着恐怕是在惩罚我，苦工尚未完成啊。＂这句话道出了他在台湾晚年的无奈与辛酸。 于右任晚年唯一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是在1957年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当时俞鸿钧担任＂行政院长＂却仍占用中央银行总裁公馆，并由中央银行支付各种开支。更令人不满的是，中央银行雇用多达120名的司机和工友，年租房费高达36万元以上。面对＂监察委员＂的质询，俞鸿钧多次无视约请。于右任对此极为愤慨，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了弹劾案，并向新闻界公布。 然而，这一举动最终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公开维护俞鸿钧，并当面斥责于右任未通过＂总统＂调解而直接弹劾＂行政院长＂的做法。这次公开的羞辱对于右任打击极大。 从此以后，于右任彻底淡出了政治舞台，将精力转向诗词创作和书法艺术，每日阅读《四朝学案》，安度晚年。尽管身在台湾，但他的思绪常常回到大陆，思念着无法团聚的亲人和故土。
我挺刘SIR
没看见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