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1965年，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

“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1965年，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时突然怒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毛主席会如此震怒？ 1965年6月26日，北京中央厅会议室内气氛凝重。根据中央安排，毛主席正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本应是一次常规的工作交流，却因一组数据而骤然改变了走向。 钱信忠平静地汇报着最新统计数据：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90%集中在城市，仅有10%分布在广大农村；医疗费用分配更是悬殊，城市占据了75%，农村仅占25%。 当这些数据被一一道出时，毛主席忍无可忍地打断了汇报：＂停停停！你这是在汇报些什么东西？＂钱信忠的汇报戛然而止。 毛主席语气严厉地指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这15%中，主要是老爷！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的震怒并非无端而来。数字背后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占全国人口85%的农村居民，却只能分享10%的医疗人员和25%的医疗资源。 早在1953年，这一问题就已引起毛主席的高度关注。当时，他的卫士李家骥回乡探亲，顺便进行了一次基层调研。李家骥回来后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在他的老家，一位年仅21岁的青年因病情危急，家人三次驾马车进城求医，却都未能请到医生，最终因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离世。 听闻此事，毛主席眼眶泛红，感慨道：＂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人民群众。＂ 面对毛主席的批评，钱信忠其实内心同样焦急。 钱信忠出身并不显赫，年轻时曾在米店当学徒，后考入同济大学技师学校学习德文和工艺。他进入了医学领域，并在1932年加入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医者的道路。 在抗战时期，钱信忠担任过129师军医处长、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等职务。他在太行山采集整理了200多种中草药，编撰成《太行山药物》，并提出了《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案，一度被当地百姓称为＂活神仙＂。 建国后，钱信忠赴苏联学习归来，先后投身于东北和内蒙古的鼠疫防治、海南岛的疟疾治理以及南方地区的血吸虫和克山病防控工作。 为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卫生部曾组织医疗队下乡，包括黄家驷、周华康、林巧稚等著名医学专家都积极响应号召。然而，这些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覆盖两三个乡镇，无法携带大型医疗设备，作用十分有限。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政府曾尝试多种解决方案。中医推广是最早的尝试之一，毛主席认为中医具有明显优势：器械简单、药材便宜，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为此还专门做出批示支持中医发展。 然而，中医人才培养同样需要大量时间。更关键的是，由于城市生活条件远优于农村，大多数中医学成后仍选择留在城市发展，使得这一计划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缺医问题。 1965年7月，在与钱信忠的震怒会面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再次召见了他。这一次，毛主席不再只是批评，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 ＂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医疗教育必须改革，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虽然本事不大，但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得多。＂ 钱信忠对这一构想十分认同。随后，卫生部迅速行动起来，制定了农村医疗人才培养计划。在全国推广前，上海被选为首个试点地区。 上海市委和卫生部门高度重视这一任务，立即组织医学专家研究如何在短期内培训出能满足农村基本医疗需求的医务人员。。 1965年，上海川沙县的21岁姑娘王桂珍成为这一改革的典型代表。 凭借根正苗红的出身和良好表现，王桂珍被选送参加了农村卫生员培训班。 经过四个月培训，王桂珍回到家乡开始为村民看病。她的工作方式与传统医生大不相同——她一边参加农业劳动，一边行医，甚至常常背着药箱到田间地头为正在劳作的乡亲们诊治疾病。 王桂珍和她的同行们被称为＂赤脚医生＂，这一称呼源于他们经常赤脚下田劳动，有时候接到病人求助，来不及洗脚就直接去看病的场景。这个亲民的名称很快流传开来。 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关注。他在文章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这一肯定为全国推广＂赤脚医生＂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69年国庆节，王桂珍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由近千名＂赤脚医生＂组成的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壮观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