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新中国的第一次国宴即将开始前，宴会总管郑连福突然接到公安部的紧急电话，公安部同志说：“人民大会堂不安全，必须重新换个地方举行国宴……” 1959年，对于刚刚走过十年历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中央决定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宴。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庆典，更是新中国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外交舞台。 在这次盛会上，来自83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其中包括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内的重要国际政要，都将出席这场国宴。总计4647人参加的国宴规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宴举办地，本身就是新中国建设奇迹的象征。 就在国宴举办前的三十多个小时，郑连福被临时任命为这次国宴的总负责人。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郑连福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次餐饮服务，更关乎国家的荣誉和形象。短短三十多个小时内，他需要完成菜单设计、食材准备、场地布置、人员调配等一系列繁复工作，这在平常至少需要数月的准备时间。 筹备工作中，郑连福很快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民大会堂的空间虽然宽敞，但要同时容纳近5000人就餐，依然面临巨大挑战。排除乐队占地、上菜通道、安全走道等必要空间后，能够用于就餐的区域十分有限。 郑连福反复测量场地，不断调整布局，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保留主宾席三十人不变，将三十桌的宾客分散到其余300张桌子中，这样总共就需要470张桌子，刚好能够放进会场。 解决了空间问题，郑连福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如何指挥1000多名服务员有序工作？ 正当他陷入困境时，一个灵感突然闪现：交通信号灯不是能够有效指挥车辆行驶吗？为何不能用同样的原理来指挥服务员呢？ 于是，郑连福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套＂红绿灯＂指挥系统。他将会场分为十个服务区，在厨房和东西两侧都安装了信号灯。黄灯亮起表示准备就绪，绿灯亮起意味着开始上菜，红灯则要求所有人立即停止行动。 然而，1959年9月30日上午，郑连福突然接到公安部的紧急电话：＂人民大会堂不安全，必须重新换个地方举行国宴。＂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已经忙碌了几天的郑连福陷入了新的危机…… 原来，公安部门在最后的安全检查中发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花板存在重大消防隐患。由于建设时期国家钢材短缺，大会堂的棚顶采用了木龙骨结构，而非防火材料。更令人担忧的是，宴会厅内安装了大量高功率灯具，共计10万盏电灯，需要铺设45公里的动力电缆和670公里的照明电缆。这些高温灯具与木质结构相结合，构成了严重的火灾风险。 情况紧急，郑连福立即联系了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案。然而，当他赶到设计院时，发现沈勃已经被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召去问话了。 在刘仁的办公室里，沈勃面对的是一连串严肃的质询。刘仁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人民大会堂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给出解释和解决方案。沈勃说明，设计团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三项防火措施：将电线穿入镀锌铁管内，为灯具加装防火材质的尼龙罩，以及将摄影灯处的木质材料改为金属框架。 会议陷入僵局，公安部门建议更换场地，但沈勃坚决反对。经过激烈讨论，在吕展的提醒下，沈勃终于想出了一个非常规的解决方案。 沈勃的方案虽然简单，却极为有效：既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建筑结构，那就派人直接守在天花板上，随时准备扑灭可能出现的火情。 行动迅速展开，沈勃指挥电工们再次彻底检查了吊顶上的所有线路。同时，通过吕展的协调，50名消防队员被紧急调集到人民大会堂。这些消防队员将蹲守在宴会厅的吊顶上，分区负责监控可能出现的火情。 然而，考虑到宴会厅的庞大面积，50名消防员远远不够。就在此时，又有50名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主动请缨，加入这支特殊的＂消防队＂。 为确保万无一失，沈勃还在棚顶放置了100多个干粉灭火器和多条水龙带，并安排专人每20分钟巡视一周，及时汇报情况。而沈勃本人则与张鸿顺、吕展等人站在宴会厅走廊的西北角，密切关注整个过程。 1959年9月30日下午7点，国宴如期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3个国家的领导人欢聚一堂，周总理致辞表达了新中国的热情与友好。宴会厅内觥筹交错、宾主尽欢，没有人知道在他们头顶的天花板上，正有100名无名英雄默默守护着这场盛会的安全。 这一事件之后，从1959年直到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招待会，人民大会堂每次举办重大活动前，都会安排消防人员进入天花板进行安全监控，形成了一项独特而有效的安全保障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