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巨赞法师举起屠刀，手刃了130多个日本鬼子，他杀红了眼

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巨赞法师举起屠刀，手刃了130多个日本鬼子，他杀红了眼，怒吼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08年，一个名叫潘楚桐的男孩出生在江苏省江阴的一个小资家庭。与家境相匹配的是，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江阴师范学校，后来还在上海大夏大学深造。 在他15岁那年，潘楚桐透过书房窗户，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陷入深思：＂这些人来来往往是为了什么？他们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让他顿悟人生的本质，从此对出家修行的渴望愈发强烈。 经过几次尝试和辗转，他最终在1931年于宝华山正式受戒，取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正式踏上了佛门修行之路。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此时，29岁的巨赞法师决定走出佛门清修的世界，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他深知一人之力有限，于是在1938年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经由作曲家田汉的介绍，巨赞法师结识了叶剑英，这一次会面为他的抗日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与常人印象中的传统僧人不同，巨赞法师与叶剑英虽来自不同领域，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在一次秘密会面中，就如何动员宗教力量支持抗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巨赞法师于1939年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并创办了《狮子吼》刊物。 巨赞法师深刻认识到，要让佛教在民族危难之际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生产化＂与＂学术化＂两大改革理念。所谓＂生产化＂，就是遵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组织僧众参加生产活动，革除懒散享乐、脱离民众的弊端；＂学术化＂则是指发扬中国佛教学术研究传统，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佛理。 1940年，巨赞法师从湖南长沙转移到广西桂林月牙山寺，担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两年后，他又前往桂平西山担任龙华寺主持，与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合作，将桂平西山作为新佛教运动的试点。 在巨赞法师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佛门弟子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他们不仅在前线救护伤员，更将佛教的慈悲精神融入到抗战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 1944年，日军战略扩张至广西地区，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侵略者的重要目标。随着日军步步逼近，曾经安宁的桂林城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当地居民纷纷撤离，寻找安全之地。 此时的巨赞法师，因其多年来的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早已被日本军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据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透露，巨赞法师的名字赫然位列日军＂黑名单＂之上。 面对险恶局势，巨赞法师不得不带领众多佛门弟子从桂平西山紧急转移至更为偏远的大瑶山地区。 1944年，一位瑶族信徒匆匆赶到巨赞法师的临时住所，带来一则紧急情报：约200名日军正沿着山路向大瑶山进发，他们携带有巨赞法师的照片和详细资料，显然是有备而来，专门剿杀这位抗日高僧。 情况紧急，巨赞法师立即与当地瑶王李荣保商议对策。两人一致认为，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设伏，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李荣保和巨赞法师选定了一处山谷作为伏击地点。这里两侧是陡峭的悬崖，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可供通行，是绝佳的伏击位置。瑶族勇士们在山谷两侧的高处埋伏，准备好了石块和简易武器。巨赞法师则带领一些有武装的信徒，准备在适当时机截断日军的退路。 次日黄昏，日军果然沿着预定路线进入了山谷。当先头部队行至谷中心时，伏击开始了。站在悬崖边的巨赞法师举起手中的武器，高声怒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瑶族勇士们从山上滚下巨石，箭矢如雨般射向谷中的日军。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日军措手不及，他们在狭窄的山谷中难以展开有效防御，更无处躲避头顶落下的石块。巨赞法师带领的武装信徒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将他们彻底困在了山谷之中。 混乱中，巨赞法师亲自上阵，挥舞武器与日军肉搏。这位平日讲经说法的高僧，此刻化身为杀敌的勇士，手刃多名日军。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最终130余名日军被歼灭，仅有少数敌人借着夜色逃脱。 瑶山伏击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周恩来对巨赞法师的壮举给予高度评价。他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赞美巨赞法师和广大佛教徒团结抗日的精神。这八个字成为对巨赞法师一生最好的概括——既是佛门高僧，又是抗日战士。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到了和平的僧侣生活。1946年，他返回浙江杭州灵隐寺，创办＂杭州武林佛学院＂，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他 1949年，作为佛教界代表，巨赞法师参加了开国大典，成为唯一一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