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的灭亡：拥兵数十万的张献忠，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给玩死的？ 张献忠的军事力量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堪称庞然大物。 自崇祯三年起兵至1644年称帝，其麾下军队从数千人扩张至数十万，鼎盛时期号称“百四十营”，每营兵力约五千人，总兵力可达七十万之众。 可拥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兵力，他却一步一步把自己玩死了。 张献忠这种规模的军队在明末乱世中仅次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但其本质却与李自成截然不同。 李自成以“均田免赋”凝聚民心，而张献忠的军队则是一支典型的流寇武装，依赖劫掠维持生存。 张献忠的兵力核心力量是早期追随他的陕西边军旧部，这些人作战经验丰富但纪律松散。 外围则是沿途裹挟的饥民和降卒，缺乏忠诚度。 他用的是“流动作战”模式，攻破城池后掠夺物资、焚烧官府、裹挟民众，再迅速转移。 虽能短期扩大兵力，却导致根据地建设完全缺失。 例如攻占武昌后，他纵兵屠城三日，掳走壮丁充军，却未派兵驻守，最终被左良玉轻易收复。 这种“以战养战”的策略，看似高效，实则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劣势：每攻一城，必树一敌。 1641年攻陷襄阳后，他将俘虏的明军“人断一手”；次年破六安，竟下令全城百姓“男左女右”各斩一臂。 这种集体残害并非单纯的泄愤，而是刻意制造生理恐惧，迫使民众放弃抵抗。 但极端手段的反噬远超预期，1644年入川后，四川士绅组织武装反抗，杀害大西政权官员，张献忠遂以“通敌”为名展开报复性屠杀。 据传教士利类思记载，仅成都一城便有二十万百姓被杀，尸体堵塞河道，“水几不流”。 张献忠将劫掠视为政权根基，甚至制定严苛法令：私藏一两白银者斩全家，藏十两者剥皮。 他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展出二十四屋金银，却将提供财富的四川士绅屠戮殆尽。 “竭泽而渔”的掠夺彻底摧毁了经济基础，大西政权后期连军粮都需以人肉充饥。 他自封“大西皇帝”，用黄金铸造“永昌大元帅”印信，又命人将地球仪置于大殿，幻想征服世界。 这种将暴力、财富与神权杂糅的统治方式，既无法获得士大夫支持，也失去了农民阶级的认同。 当清军压境时，四川百姓甚至协助清军围剿大西军，可见其统治已彻底丧失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