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这是他遭遇的第五次牢狱之灾。出狱后他想重回延安。毛主席表示十分欢迎，不过要答应3个条件。 1904年的芜湖，一份名为《安徽俗话报》的革命刊物开始在当地传播。这份由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人创办的刊物，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宣传革命思想，成为了当时安徽地区重要的革命舆论阵地。 创办《安徽俗话报》并不是陈独秀反抗清政府的开始。早在1897年，他就因在杭州求是书院宣扬反清言论而被开除，不得不逃往日本避难。 当时的日本，成为了众多中国革命志士的避难所。但陈独秀并未就此收敛，他在日本期间联合留学生发起反对清政府割让东北的拒俄运动，这一行动让他再次受到清政府的关注。 在《安徽俗话报》创办不久后，陈独秀又成立了一个名为＂岳王会＂的秘密革命组织。这个以岳飞为偶像的组织，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号召民众抵抗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1907年，＂岳王会＂的活动被人告发。陈独秀再次面临清政府的通缉，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被通缉。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的革命生涯并未就此停止。1913年，他参与了＂倒袁运动＂，试图阻止袁世凯独裁复辟，但运动失败后他第一次尝到了牢狱之苦。 1919年6月11日，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场散发爱国宣传单被捕。这次入狱让他在狱中度过了三个月，直到安徽同乡会出面保释才得以重获自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1921年10月4日，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再次被捕，这次危机在孙中山等人的营救下得以化解。 1932年，陈独秀迎来了他最漫长的一次牢狱之灾。这一年的10月15日，国民党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 从清末到民国，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陈独秀前后经历了八次通缉和五次入狱，但这些经历并未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国家危亡，国共两党再次握手言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获得了提前出狱的机会。 陈独秀的出狱，立即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关注。国民党方面派出了胡适、傅斯年等人，试图说服陈独秀加入国民党阵营。 面对国民党的拉拢，陈独秀态度坚决。国民党曾处死他的儿子陈延年，这段血海深仇让他无法接受国民党的邀请。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出现了分歧。一些老同志希望陈独秀能够重返延安，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但也有一些人对陈独秀持反对态度。特别是王明、康生等人，他们散布谣言称陈独秀是日伪汉奸，这些不实言论给陈独秀造成了巨大困扰。 在这个关键时刻，陈独秀的老友罗汉站了出来。他积极奔走于各方之间，希望能为陈独秀重返延安牵线搭桥。 罗汉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回归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延安整风运动即将开始，党内思想和组织都需要统一。 陈独秀此时面临着重要的人生抉择。一方面是多年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他多年来形成的政治立场和个人信仰。 面对陈独秀可能重返延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明确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求陈独秀公开与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限，承认加入托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第二个条件是要求陈独秀公开表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三个条件则要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诚意。 这三个条件的提出并非没有历史背景。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苏联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员，不可能接受党内存在托派思想。 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在革命道路、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根本分歧。这些分歧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争论，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陈独秀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曾公开表示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一立场让他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派被视为异端和反革命势力。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将托派彻底清除出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陈独秀必须在政治立场上做出明确表态。任何模棱两可的态度都无法让党信服。 然而，陈独秀最终选择了拒绝这些条件。1938年8月，他独自一人来到重庆江津，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江津的生活并不富裕，但陈独秀依然保持着对时局的关注。他通过写作和翻译来维持生计。 1939年，身患重病的陈独秀再次收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周恩来希望他能够重返延安，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面对老战友的诚意，陈独秀表达了他的难处。除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他在中央已经没有了可以信任的同志。 这个回答体现了陈独秀的现实处境。王明、康生等人对他的诽谤，已经让他无法融入党的集体生活。 最终，陈独秀在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去世，终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