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接任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厂里领导层不仅架子大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接任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厂里领导层不仅架子大，而且还不把他放在眼里。 1979年10月，褚时健正式走马上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眼前的这个烂摊子让这位年过半百的新厂长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在1960年以前，玉溪卷烟厂年产12.23万箱香烟，年创税利3000多万元，是全国知名的卷烟大厂。然而到了1979年，这个曾经的＂明星企业＂已经沦为当地的笑柄。 玉溪卷烟厂有着2000多名职工，却只能年产5.3万箱香烟，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企业负债率高达500%，工人们只能挤在十几平米的土坯房里过日子。 工厂生产的＂红梅＂牌香烟质量极差，当地人形容这是＂砖瓦厂出的饼干、钢铁厂生产的香烟＂。这种香烟抽一口就能呛得人连连咳嗽，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 产品卖不出去，库房里的存货堆积如山。工厂的仓库都放不下了，只能让职工把成箱的香烟搬回家存放。可工人家里连睡觉的地方都不够，哪还有空间放这些卖不出去的烟？ 表面上看是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实际上却是权力之争的结果。玉溪卷烟厂内部分为＂炮派＂和＂八派＂两大阵营，每个派系都掌握着五名领导干部的支持。 这种派系之争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从车间的生产安排到人员的调动，都要看是哪个派系说了算。两派势力此消彼长，谁也不服谁。 对这两派来说，褚时健是个彻头彻尾的＂外来人＂。他们认为这个＂空降兵＂不懂卷烟生产，也不了解厂里的情况，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开会时，不管褚时健提出什么建议，总有人站出来反对。即便是最基本的生产管理措施，也会因为派系之争而难以推行。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日里水火不容的＂炮派＂和＂八派＂，在对抗新厂长这件事上却达成了一致。他们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意接受改革。 两派人马给褚时健安排了一间年久失修、只有14平方米的破旧宿舍。这间堆满灰尘和蜘蛛网的小房子，就是他们给新厂长的＂见面礼＂。 面对厂内的重重阻力，褚时健首先找到了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他提出一个请求：＂在我站稳脚跟之前，请地委暂时驳回卷烟厂干部的一切无理诉求。＂ 有了地委的支持，褚时健开始着手处理厂内的各项事务。他暂时集中处理权，不给两派钻空子的机会。 对于那些无故旷工、消极怠工的职工，褚时健采取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对于散布谣言、煽动对立的人员，一律按照规章制度处理。 当＂炮派＂的领导人杨副厂长到地委告状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地委领导不但没有支持他的诉求，反而要求他好好配合褚时健的工作。 在处理完＂炮派＂的阻挠后，褚时健又遇到了＂八派＂的刁难。党委书记采取了更为隐蔽的不合作态度，表面上同意厂长的决定，背地里却处处设障。 1981年8月，一件意外事件让褚时健有了展现能力的机会。厂里的一台锅炉突然出现故障，这是烘烤烟叶的关键设备。 当时的修理组组长声称需要40天才能修好，工程师也表示自己不懂锅炉维修。这种敷衍的态度让褚时健当场决定：＂我来修，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 褚时健带领18名工人分成三组，采取三班倒的方式连续作战。他不但自掏腰包给加班的工人买饭，还亲自在现场指导。 4天后，锅炉修好了。褚时健立即为参与维修的工人申请了加班工资，还批准他们休假两天。 褚时健深知，光靠制度还不够，还要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当时的工人住房条件极差，一家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土坯房里。 褚时健决定建设职工宿舍楼。当基建科消极怠工时，他立即撤换科长，重新调配人手，加快工程进度。 四个月后，一栋可容纳72户的宿舍楼建成了。首批入住的都是住房困难的一线职工，这让全厂职工看到了希望。 1981年，褚时健开始着手改善产品质量。他首先针对红梅烟＂又苦又辣＂的问题，从原料采购开始严格把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原料问题，1985年褚时健在考察美国后有了新的想法。他请来农业专家，在云南寻找最适合种植烟叶的地区。 在解决了原料问题后，褚时健又从英国引进了89套世界先进水平的卷烟设备。新设备的引进，让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这些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成效。1983年，玉溪卷烟厂的年产量达到了46.5万箱，创造税利2.3亿元，一举打破了行业记录。 从1984年开始，玉溪卷烟厂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短短5年时间，年产量就翻了一番，成为中国第一个年产量突破百万箱的卷烟企业。 到了1988年，玉溪卷烟厂在利润、人均创造利税等八项指标上，全面超越其他企业，成为全国烟草行业的标杆。 进入1990年代，玉溪卷烟厂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它不仅成为亚洲第一的烟草企业，在世界烟草企业排名中也名列第五。 1991年，玉溪卷烟厂成为全国烟草行业唯一的＂国家一级企业＂。这一时期，企业年创利税高达200亿元，占据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 1995年，玉溪卷烟厂正式更名为＂红塔集团＂。这个名字来源于工厂旁边的红塔山，也象征着企业如山一样的稳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