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韩复榘设计枪杀张宗昌后，投靠他的石友三担心也遭此下场，连夜从济南跑到天津。石友三在天津租界购买了大量房产，出租牟利，当起了寓公。 石友三实力最膨胀的时候，是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倒戈冯玉祥后，接受蒋介石、张学良的改编，拥兵六万，占据了二十多个县的地盘。野心勃勃的石友三，在1931年突然起兵，企图夺取河北及北平、天津，起兵之初，石友三信心十足，认为东北军不是自己的对手，但很快，他就在蒋军和东北军的夹击下落败，所部覆灭，他不得不跑去济南投靠昔日的西北军同僚，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受韩复榘邀请到济南，结果在要离开时被枪杀在火车站，石友三大惊失色， 在见识到的韩复榘的手段后，他唯恐步了张宗昌的后尘，慌忙逃去了天津。 在天津期间，不甘寂寞的石友三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频繁交往，谋取东山再起的机会。 1935年，在华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提供的资金支持下，石友三纠集旧部，很快就拉起了二千多人的队伍，编为四个团。为了掩人耳目，石友三对外宣称拉队伍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获得了一个冀北保安司令的头衔。 卢沟桥事变后，石友三打着抗日的旗号，收拢当地的土匪游杂武装，随着部队的不断膨胀，他也相继被任命为一八一师师长、六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兼三十九集团总司令等职务。 1940年，石友三派人前往开封和日军谈判，和日本司令官佐佐木达成了联合进攻八路军根据地的协议。石友三的投日举动，引起了所部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军官张鸿儒准备带着部下参加八路军，事泄后，石友三下令将张鸿儒等人活埋。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得知石友三和日军往来及杀害张鸿儒等人消息后，大为震惊。高树勋和石友三不仅是原西北军同事，还是结义兄弟，两人私交很不错，但石友三的所作所为，让高树勋极为反感。 石友三任总司令的三十九集团军，辖自己兼任军长的六十九军及高树勋的新八军，由于高树勋在对日态度上，和石友三有根本性的分歧，所以两军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 为了加强和日军的联系，石友三在没有通知高树勋的情况下，自行带着六十九军去了濮阳县一带驻扎。对此一无所知的高树勋，没有来得及调整所部的防务，结果不久后日军通过原石友三部的防区，偷袭高树勋部，高部的一个旅伤亡过半，旅长也战死了。 事后，高树勋去电责问石友三为何突然撤防而不告知，石友三支支吾吾，这就让高树勋产生怀疑，认为石友三事前是知晓日军偷袭一事的，这让高树勋愤怒不已。 军统在三十九集团军的情报人员将石友三有投日迹象的事情密报重庆的局本部后，戴笠拿着证据去汇报蒋介石，蒋介石大怒，指示戴笠相机除掉石友三。 戴笠清楚蒋介石“相机”背后的意思，石友三所辖的两个军，六十九军由其亲自控制，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是石友三的结义兄弟，交情匪浅，所以要除掉石友三，不能硬来。于是，戴笠指示在石部、高部的军统特务，详细调查两人的情况。 当得知高树勋公开表示“我高某人宁死也不投日”后，戴笠顿时有了主意，那就是通过高树勋来除掉石友三。 不久之后，高树勋由于反对投日，和石友三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接到重庆的密电后，派人联络高树勋，让他负责除掉石友三，接着，高部的军统人员也给高树勋送去了戴笠的密电，称军统将全力配合，除掉投日的石友三。 鲁西行营主任兼游击指挥孙良诚，和石友三都属于当年西北军的“十三太保”，和高树勋也交情不错，孙良诚主动站出来，说要调和石友三和高树勋之间的关系。 孙良诚对石友三说：“兄弟之间能有什么仇怨，这样，我牵线，你去新八军的军部，和健侯（高树勋字健侯）见个面，消除一下误会。” 石友三狡猾多变，直到过了一个多月后，看没有异状，这才和孙良诚一同前往高树勋的军部所在。临走时，石友三有些迟疑，孙良诚劝他说：“你怕什么啊，健侯能把你怎么样。” 1940年12月1日一大早，石友三和孙良诚骑马前往新八军军部，随行的还有一百多骑兵。到了军部驻地时，高树勋带着团长以上的军官前来迎接，显得极为恭敬。 高树勋将孙良诚、石友三迎进了会客厅后，寒暄了没有几句，一个副官走进来对高树勋说:"军长，太太打来电话，让你去接一下。“ 高树勋笑着对石友三说：“不知道打电话干什么，我接一下就来。” 在高树勋走后没有多久，突然冲进了一队卫兵，当场将石友三绑住带走。在场的孙良诚吓得面如土色，这时，高树勋走了进来安抚孙良诚说：“大哥，我奉重庆密令，除掉汉奸石友三，请勿怪。” 当晚，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高树勋带着手下将石友三拉到黄河边的埋好的一个土坑边，石友三大骂高树勋不讲义气，高树勋气愤的说：“你甘心投日当汉奸，死有余辜。你平日爱活埋他人，如今也让你尝一下被活埋的滋味。” 说完，高树勋一摆手，让手下将石友三活埋，这个作恶多端，火烧少林寺的凶手，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