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上海某书店里卖的一本期刊！ 这医生写的书，可当时民国的识字率还不到5% 民国的书是很贵的，就像鲁迅的书，一块钱一本，也就是一个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多不到四百块。 中国历经几千年文明的洗礼，虽培养出了无数文化名人，但同样存在大量的文化贫乏群体，造成国民素质两极分化，甚至成为国家进步的绊脚石。民国时期，文盲现象尤为严重，这使得社会的基层力量难以有效支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教育的真正意义，首先在于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素质，而非单纯的工具化或政治操控。历史上，许多专制政权通过实施“奴化教育”来确保民众的顺从，减少对政权的威胁。教育因此成为权力稳固的工具，而非国家进步的催化剂。 皇权或独裁政权往往忽视了教育的深层次功能，认为愚弄民众更为有效，甚至清楚认识到国家缺乏足够的人才，无法强盛，但依然执着于维持对社会的控制。长期来看，这种“愚民”策略极难维系，往往导致政权的衰败与崩塌。 民国政府意识到，只有通过普及教育，才能打破民众的文化壁垒，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少数精英，而是要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发挥他们的潜力。 正因为如此，扫盲运动成为当时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普及基础教育，民众的文化水平得以提升，个人能力与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有效释放，为国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清朝时期的教育体制延续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推行的是严格的“奴化教育”，这种制度使得普通民众特别是女性，往往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 在这种背景下，文盲成为了社会的一大难题。清朝末期，随着社会动荡和国家的衰败，识字教育的呼声渐起，但由于政局不稳，教育改革的进展缓慢。 进入民国后，教育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局逐渐稳定。此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强烈呼吁扫除文盲。他们指出，中国的大多数人虽然拥有眼睛，却不能识字，成为了无法参与国家治理的“盲民”。 这种状况的持续，不仅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实现，还使得民众容易受到政治腐败的压迫。在这种背景下，推广识字教育成为了当务之急。 民国政府意识到，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基石。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普及，能够为民众提供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广扫盲运动，旨在提升国民的文化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改革，尤其是识字教育的推广，不仅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也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1928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并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提出了包括普及教育在内的十五项教育原则。随后，政府实施了具体的识字教育政策。 1929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明确提出识字的标准，即能够阅读普通书报并能写作简短应用文的人才算是识字。这一标准在当时被视为最低要求，目标是使更多的民众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 为了推动识字运动，政府推出了多项措施。首先，推广了国语注音符号和简体字，这使得广大民众能够更容易地学习语言，进而提高识字率。 民众学校的建立，取代了以往的平民学校，同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民众教育馆，成为了“活的教育中心”。在这些教育馆内，设有图书馆和各类教育资料，方便民众学习。 此外，晏阳初等教育改革者提出的“平民教育”理念也得到了实施。晏阳初编订了《平民千字课》，这一教材通俗易懂，针对普通民众的学习需求，帮助他们快速掌握基本的文字和知识。 这些教材不仅教授识字，还涵盖了中国历史、生活常识、公民常识等内容，帮助民众建立起基本的文化框架。 识字运动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地的文盲率得到了明显降低，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识字教育取得了较为迅速的进展。然而，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识字运动的推广速度较慢。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国政府继续坚持识字教育，尽管面临着战时的重重压力。政府在后方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设立了民教班，并在1944年发布了《普及失学民众识字教育计划》，进一步加强了扫盲工作。 虽然战争的困扰使得识字运动的效果受到影响，但从1928年到1937年，民国政府在扫盲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地使1500多万人摆脱了文盲的状态。 参考资料：赵厚勰，陈竞蓉主编. 《中国教育史教程》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