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大派系打仗不能杀降，其中包括普通士兵和大帅，谁失败了，只要自己通电下野就行。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序幕。袁世凯掌握了军队、政府和财政大权，成为北洋军阀的核心人物。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原本统一的北洋军阀开始分化成不同的派系。各派系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战争有规矩，失败有体面。 皖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控制着安徽和江苏等地区。直系军阀以冯国璋为首，后来又有曹锟和吴佩孚等人崛起，势力范围包括直隶、山东等地。 奉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占据着东北三省。这三大派系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不断爆发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往日本租界。段祺瑞领导的讨逆军虽然获胜，但并没有赶尽杀绝。不仅如此，北洋政府后来还对张勋实行了特赦。 1920年皖直战争，段祺瑞战败后选择通电下野。他在北京的住宅和财产都得到了保护，本人也安然无恙。这种体面的退场方式，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战场上的较量虽然激烈，但士兵投降后往往能得到优待。失败的军阀不会被剥夺生命，而是保留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虽被囚禁，但并未受到严厉迫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也只是软禁了曹锟，并未伤害其性命。 这种独特的战争规则，使得北洋军阀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一种＂体面＂的特征。失败的军阀只要主动通电下野，就能保住性命和财产，有时甚至还能东山再起。 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冲突都遵循这一规则。这不仅降低了战争的残酷性，也为日后各派系之间的和解创造了条件。 北洋军阀之所以能形成这种独特的战争规则，与他们的共同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军阀大多出身于北洋新军，曾经在袁世凯的麾下共事，彼此之间既是对手，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谊。 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都曾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期相识，那时他们都是北洋新军的军官。这段共同的经历，让他们在日后争斗时也会念及旧情。 北洋新军不同于传统的绿营兵，他们接受了新式军事教育，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这种新式教育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军事观念，也影响了他们对待战俘的态度。 1895年，段祺瑞和张勋就在袁世凯手下共事，担任管带一职。这种师生、同僚的关系网络，成为日后军阀混战中相互宽容的重要原因。 随着西方近代化思想的传入，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国初期，西方的法治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战争中的＂文明规则＂逐渐被接受。 当时的《申报》《大公报》等报纸会对军阀战争进行报道和评论。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使得军阀们在处理战败对手时不得不考虑舆论的反应。 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社会，开始接受国际公约的约束。各国驻华使馆也会关注中国的内战状况，这使得军阀们在处理战俘问题上不能太过随意。 与北洋军阀形成对比的是，后来崛起的黄埔系军人就没有这种＂不杀降＂的传统。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军事集团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更像是一场＂体面人＂之间的较量。失败者通过体面的方式退出，胜利者也给予对方相应的尊重。 这种现象的形成，还与民国初期的政治体制有关。共和制取代帝制后，军阀之间的争斗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王朝更替，而是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 在这种背景下，军阀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虽然不成文，但却得到了各方的普遍认可和遵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它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相互碰撞的产物。 北洋军阀时期的这种＂不杀降＂规则，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军阀混战的烈度上，战争的残酷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内战。 战败的军阀能够保全性命和财产，这就为日后的政治和解创造了可能。例如1924年直奉战争后，曹锟虽然失去了军权，但并未遭到杀害，这为后来各派系的重新合作留下了余地。 这种做法也在客观上保存了大量军事人才。这些人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都投入到了抗日队伍中，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然而，这种规则在军阀混战后期开始出现松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势力的崛起，一些不遵守这种潜规则的现象开始出现。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标志着军阀混战向现代战争的转变。国民革命军采用了不同于北洋军阀的作战方式，战争的性质和规则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军阀之间的＂体面之战＂已不再适用。 以韩复榘事件为例，他在抗日战争中保存实力、消极抗日，最终被处决。这种处置方式与北洋军阀时期的＂不杀降＂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