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杜聿明开始时并不显山露水，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而己。 1924年6月，杜聿明怀着满腔热血踏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在众多同期学员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面孔，与后来声名鹊起的陈诚、胡宗南等人相比，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表现。 当时的黄埔军校，汇聚了全国各地怀抱救国理想的青年才俊。与那些出身望族或者已有从军经历的同学相比，来自陕西农村的杜聿明显得格外朴实。 军校毕业后，杜聿明被分配到教导团担任副排长，这是最基层的军官职务。在这个位置上，他认真钻研军事技能，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项任务。 随后调任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时，杜聿明开始崭露军事教育的才能。他不仅要求部下严格训练，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和士兵一起操练。 在北伐战争期间，杜聿明所在的部队并非主力。他作为一名中层军官，带领部队参与了一些次要战役，但并未获得太多立功的机会。 这段时期的杜聿明，就像一颗深埋在土壤中的种子，在默默积累着养分。他从基层军官做起，历任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等职务，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升。 与其他迅速崭露头角的黄埔同学相比，杜聿明的升迁速度并不算快。直到担任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时，他在军中的影响力才逐渐显现。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杜聿明开始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将领的军事才能。他积极研究德国闪电战的战术理论，并努力将这些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引入中国战场。 在这个过程中，杜聿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维。他认为中国军队不能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而是要学会运用现代化装备，发挥机动作战的优势。 1939年，杜聿明被任命为第5军军长，这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大力推进部队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注重装甲部队的训练和使用。 在他的努力下，第5军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队中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这支部队不仅配备了先进的坦克和装甲车，还培养了一批熟悉现代化作战的军官。 1939年底的桂南会战中，杜聿明指挥部队在昆仑关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面对号称＂钢军＂的日本第五师团，他没有采取传统的防御战术。 他巧妙地运用地形优势，配合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对日军实施了一系列快速突击。这种进攻性的作战方式，打破了日军一贯的战术预期。 在昆仑关战役中，杜聿明的部队重创了日军第五师团。这场胜利不仅提振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更证明了现代化作战方式的有效性。 随后，杜聿明又带领部队参加了缅甸战役，与盟军一起对抗日军。在这场战役中，他的部队展现出了良好的协同作战能力。 杜聿明的军事成就，不仅体现在战场胜利上，更体现在他对中国陆军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上。他积极推动装甲兵、伞兵等新型兵种的建立。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现代化战争的作战方式。这种改变不仅对当时的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陆军的长远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杜聿明的军事思想和实践，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不满足于传统的消耗战和阵地战，而是追求以速度和火力取胜。 这种创新精神，使他在抗战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果。他指挥的部队，多次在与日军的正面交锋中取得优势，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在内战中的表现却暴露出其战术思维的局限性。他过分依赖在抗战中行之有效的进攻战术，没有充分认识到内战与抗战的本质区别。 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解放军的包围战术，杜聿明仍然坚持以正面突击为主的战术思想。 他的这种战术选择，在广阔的淮海战场上遭遇了严重挫折。解放军采用灵活的运动战术，而杜聿明的部队却在强调正面突击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 最终，这种战术上的固守导致其部队被分割包围，在陈官庄地区陷入重围。这次失败标志着杜聿明在军事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点。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转变。他积极接受新中国的改造，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 1961年，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贡献。 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开始撰写重要的军事历史资料。《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等著作，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晚年，杜聿明还积极关注祖国统一事业。他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台湾的旧部和友人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这些职务的获得，体现了新中国对他积极转变的肯定。 在政协工作期间，杜聿明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他认真参与各项工作，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特别注重军事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通过整理这些历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直到1981年去世，杜聿明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