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杜聿明集团二十多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兵团司令李弥哀叹说：“杜主任，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就在几天前，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兵、孙元良三个兵团匆忙逃离徐州城。从各个方向追击而来的解放军，猛攻猛打，负责断后的李弥兵团损失最大。李弥气急败坏，下令枪毙了一个弃守阵地的团长，但仍未能稳住阵脚。 李弥牢骚满腹，不停埋怨杜聿明不公道、有私心，总把掩护任务交给他的兵团，导致一再被动挨打，而把抢占村庄的任务交给嫡系的邱清泉第二兵团。第二兵团可以抢到老百姓的粮食充饥，自己的兵团却只能挨饿。 其实，在撤离徐州时，李弥就暗下决心不与杜聿明、邱清泉联系，率着他的十三兵团撤向涡阳、蒙城。而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向来“转进如风”，也早就存着自行逃离的念头。 在那期间，杜聿明也一直对李弥有看法。有一次，杜聿明在电话中质问李弥为什么不与总部联系。李弥谎称：“途中曾与总部用无线电联系，可总是联系不上。”杜聿明又斥责李弥没有按照他的命令行动。李弥则谎称没有收到命令。 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为了争夺粮食常常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了多起火拼（孙元良兵团在杜聿明集团被围在陈官庄后，自行突围，孙元良逃走，所部大部覆灭）。 杜聿明在后来关于淮海战役的回忆中写道：“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来的粮食到处飘落，各部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特别是李弥的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鼎沸，骂我对邱清泉有私心。” 李弥和杜聿明、邱清泉尽管同为黄埔生，但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面和心不和，各人盘算着各自的出路。杜聿明集团的基本部队就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邱清泉为人跋扈，难以驾驭，连杜聿明对其都无可奈何，李弥的牢骚和不满，其实杜聿明都清楚，但是却无法解决。 1949年1月6日，对陈官庄包围圈内杜聿明集团的残部的总攻开始了，几十万解放军指战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包围圈发起最后的进攻。 不到一天，李弥在青龙集的十三兵团阵地就被突破。李弥逃到了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很快，陈官庄也待不住了，李弥跟着杜聿明、邱清泉逃到了陈官庄的第二兵团第五军司令部。 9日晚，枪炮轰鸣，杜聿明集团到了最后覆灭的前夜。躲在掩蔽部里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走投无路。 杜聿明对李弥说：“炳仁兄 （李弥字炳仁），你也通知一下各军，让他们自找出路。” 李弥听后，沮丧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李弥在漆黑的夜色中，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逃到了张庙堂村第十三兵团第九军第三师指挥部，见到了少将师长周藩。此时已是1月10日凌晨1时许。 李弥问周藩：“周楼的阵地守得住吗？” 周藩告诉李弥：“现在情况不明，司令官是不是直接问问浦团长？” 李弥当即打电话给据守周楼的第九团代团长浦青云，浦青云回答说：“可以守得住。” 李弥立即命令大家争取时间，直奔周楼。他们到了周楼后，周藩也逃到了周楼。李弥一见到他，就厉声责备其不该丢下他这个兵团司令不管。经过周藩一再解释和检讨赔罪，李弥才消了一点气。 李弥哭着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 等到天色大亮时，解放军对周楼进行了猛烈炮击。李弥部的两个营长负伤，其余人四散逃命。周藩见情况危急，请示李弥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都会完蛋。我想派个人送条子给解放军请求投降，可不可以？” 李弥短暂考虑了一下，说：“事已至此，可以，你找个人去吧。” 条子送出去后，他们很快就收到了解放军的回信，大意是：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候点收。否则就立即攻击，不得延误！ 李弥看了后，问身边的军官：“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呀？” 说罢，李弥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一定会照顾你们的家属。”最后，周藩作为代表去报到。 之后，李弥吩咐浦青云，给他找一件士兵棉大衣和一双胶鞋，并交代说，最好是负过伤的士兵穿过的棉大衣，上面有血迹的更好。 夜幕降临，李弥玩了一出“金蝉脱壳”计，化装成负伤的普通士兵，侥幸逃出了包围圈。 当时已经 “引退”下野的蒋介石，得到报告说李弥已从淮海战场“成功突围”，立即电召他到溪口，亲自接见，“慰勉”有加。为了重整旗鼓，蒋介石决定重建第十三兵团，仍让李弥当第十三兵团司令兼第八军军长。9月，李弥率重建的第八军进入云南，和同在云南的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李弥兼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余程万兼任副司令。 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李弥、余程万的部分残部逃入缅甸，蒋介石派李弥前往缅甸整顿残军。 1953年，在各方压力下，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大部分被运回台湾，李弥回到台湾后，彻底失势，丢了兵权。晚年的李弥郁郁寡欢，于1973年在台湾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