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以释放邯郸战役中被俘的马法五为条件，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为表示诚意，由刘伯承亲自送马法五回去，途经安阳时，却差点被扣押。
叶挺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渴望通过合作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但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失望之下，叶挺选择离开这片混乱的土地，远赴苏联留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异国他乡，叶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叶挺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1924年12月1日，在王若飞的介绍下，叶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叶挺学成归来，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负责创建并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独立团。
北伐战争开始了，叶挺带着他的独立团冲锋陷阵，南征北战，成了北伐的尖兵，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一战成名，贺胜桥上英勇杀敌，武昌城下攻克难关，每一战都立下赫赫战功。
在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中，叶挺蒙受不白之冤，被李立三错误地指责为“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苏联养病期间，叶挺希望通过起草广州起义的详细报告澄清事实，却再次遭到王明等人的诬陷。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叶挺心寒，他愤然脱离党组织，远走欧洲，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流亡的日子里，叶挺内心充满苦闷和彷徨，他虽然人在他乡，但对祖国的变化和发展一直很关心。
1937年，卢沟桥一炮打响，咱们国家正式开始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抗战，在国家危难时刻，国民党与共产党再次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为了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共产党提议将这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即新四军，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国共两党曾长时间争论不休。
蒋介石为了争取叶挺的支持，自行决定让他担任新四军的领导职位，叶挺在接到任命后，内心既激动又忐忑，他渴望回到抗日前线，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但也担心与党的关系。
在上任前夕，叶挺专程前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面，在延安，叶挺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十年流亡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他说，革命就像攀登高峰，不少战友都不怕山高路险，一直勇往直前，爬到山腰就放弃了，结果又有人跟着上来了，这段话，充分展现了叶挺对党的忠诚和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
不过，这次见面还是留下了一点小遗憾，党中央问叶挺是否愿意重新加入党组织，叶挺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自己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更方便与国民党打交道，更有利于团结抗日，因此暂时不宜恢复党籍。
他在党外工作，但肯定是在党的指引下行动，叶挺一回到部队，就立刻全身心投入到新四军的组建任务中去，他克服重重困难，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整编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
在他的领导下，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屡创佳绩，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和猜忌，也为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了祸根。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在撤退过程中不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突袭，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叶挺为了避免部队被全歼，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却遭到无理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叶挺在五年囚禁期间，曾四处搬家，从上饶到恩施，再到桂林和重庆，国民党一些高级官员连续出动，一边软语相劝，一边施压，力图说服叶挺投降。
他们以高官厚禄相诱，甚至以生命相威胁，但叶挺始终不为所动，坚贞不屈，他给蒋介石写信，表示“挺不愿苟且偷生”，宁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
抗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国民党最终同意释放叶挺，刘伯承将军亲自护送，让被俘的国民党第40军军长马法五安全回到邯郸，然而，在途经安阳时，却险些发生意外。
李振清当时是第40军的代军长，在邯郸一战中损失很大，他打算扣留刘伯承，幸好，参谋长董升堂赶紧劝住了他，没让事情闹大。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重获自由，重庆这边给共产党代表团的到来摆了个大排场，搞了个热闹的欢迎宴，第二天，他立即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的决心。
中共中央对叶挺的入党请求给予了重点关注，毛泽东对复电进行了亲自修改，同意了叶挺的入党请求，这封复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叶挺的关怀和肯定，叶挺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内心无比激动。
他积极投入到国共整军谈判中，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奔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4月8日，叶挺在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不幸遭遇空难，以身殉职，年仅5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