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彭德怀这场冲突的悲剧的爆发虽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促成他们这场冲突的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这场悲剧爆发后的结局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其教训也是深刻的。在个人崇拜之风渐渐滋长的时候，彭德怀依然故我，坚持自己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早在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朝鲜参加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会上听了《国际歌》和《东方红》后感到：《东方红》歌中“他是人民大救星”同《国际歌》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些抵牾，如果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更好些，但这一想法没有向人透露，只是写在自己的笔记里；苏共二十大后，他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彭德怀，这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将领，对于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始终坚信，领导干部不应奢侈浪费，国家的财力应当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种信念，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语之中，更贯穿在他一生的行动里。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各地经费并不充足。然而，为了接待党的高级领导人，一些省市却不惜花费巨资，建起了不少别墅。这些别墅，有的装饰豪华，有的地段优越，但其中不少却长年空置，无人问津。彭德怀对此深感痛心，他夜不能寐，半夜里还围着那些空着的别墅转圈，自言自语道：“有些人硬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这种现象的愤慨和无奈。 1965年，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形势，抵御外国的军事侵略，中共中央做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意味着国家将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防和工业建设。彭德怀虽然被安排到三线工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懈怠。相反，他老骥伏枥，不辞辛劳，心中时刻都装着人民群众。 每到一处，彭德怀都与工人同吃同住，哪儿艰苦，他就到哪儿亲自体验。他深知，只有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除了与工人亲密接触外，彭德怀还非常关心农业的生产情况以及农民的生产情绪。无论经过哪个地县，他都要向当地领导仔细询问，了解实际情况。 说起彭德怀的节俭，郑师傅可是深有感触。有一次，他给彭德怀送饭时，已经傍晚了，房间里的光线很差。然而，彭德怀却还在对着窗户的一点微弱光线看书。郑师傅以为彭德怀是忘记了点灯，就忙把他桌上的煤油灯点亮。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马上把灯吹灭了，很和气地对郑师傅说：“现在正是红军最困难的时期，能节约一点是一点。对着窗口的光线还能看一会儿书，不用浪费煤油。”他的话，让郑师傅深感敬佩。 与彭德怀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大地主刘步阶家的奢华生活。刘步阶的庄园非常大，光是房子就有一栋七重连五、一栋三重连五、一栋三重连九，中间还有一栋三重连三。据说，刘仁八附近有一个余姓砌匠师傅，进地主家门做庄园时儿子刚呱呱坠地。等其儿子长大成人跟父学艺时，庄园还没有做完，父子还同在庄园里砌房子。由此可见，这个庄园之大，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一说，那个余姓师傅每天收工回去，都要偷偷带一块砖或一片瓦回去。十几年以后，他就用这些砖和瓦在自家空基上盖了一栋一重连五的大房子。而地主家竟然都没有发现，可见大地主家之富有，真是令人咋舌。 郑师傅以前也给大地主家做过炊事员，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道：“大地主家穿的绫罗绸缎就不说了，单是吃的喝的就非常讲究。光是大地主一把年龄了，这个人每天喝的都是从各湾产妇买来的喂孩子吃的鲜奶。那生活，简直比皇帝还惬意。” 解放军中的老一代，对彭老总的生活节俭都是赞不绝口。他走到哪里，没有人敢摆宴招待他，因为他不但不吃，反而会严厉批评。在西北战场上，他身为野战军司令员，却和战士们一样吃大灶。有一次，警卫员给他买了一只鸡，想让他补补身子。结果彭德怀不但没吃，还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把他撤换了。入朝初期，部队几个月吃不上菜，彭德怀自己也坚持不吃特殊伙食。当时官兵一年换一套棉衣，他却以自己磨损少为理由，两年才领一件新的。 彭德怀元帅不仅对自己节俭，还对同志非常关心。他无儿无女，工资大都用于接济同志。被罢官到西南时，他还特地看望了当年为红军在大渡河摆渡的老船工。告别时，他把口袋中的钱都掏出来相赠。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他是“收买人心”。彭德怀听后拍案而起，义正言辞地说：“人家当年是拼命给红军干的，我为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他的话，掷地有声，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时，也总是愿意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他深知，只有真正了解农村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服务人民。他的这种精神，不仅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