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有两任妻子，共育有十个子女，具体如下： 其原配夫人张金强与其育有傅冬菊、傅西菊、傅瑞元;第二任夫人刘芸生与其育有傅恒、傅立、傅克庄、傅克诚、傅克谨、傅克莉。不过，傅作义与张金强所生的长子傅国印不满岁天折。 今天咱们来着重聊一聊傅冬菊。 傅冬菊于1922年出生在山西太原，此时父亲傅作义只是阎锡山麾下的一名营长。 她的父亲是一位严谨的军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他不仅给予了傅冬菊深厚的父爱，还寄托了对她的厚望，希望她能像冬天盛开的菊花一样，既美丽又坚强，能够抵御生活中的风霜和挑战。 家中虽然并不富裕，但傅冬菊从未感到过缺失，她在父母的关爱和教导中度过了她无忧的童年时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毅然决然地坚守在绥远战场，继续参与抗战的前线，而傅冬菊则随母亲和弟妹转移到重庆。 面对战乱中的艰难困苦，傅冬菊没有向父亲请求一分生活费，尽管生活的环境艰辛，她始终保持独立，凭借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 即使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她依然未曾对命运低头，反而通过亲身经历领悟到了抗日救亡的思想，并逐渐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国家走向真正的光明。 在重庆南开中学求学期间，她加入了组织“号角社”。 与中共的接触逐渐加深，思想上也开始倾向支持共产党，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 周恩来曾亲自接见她，并赞扬她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女儿，能支持进步事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 周恩来的期待深深感染了傅冬菊，她的思想也因此进一步觉醒，并且坚定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1945年，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了天津的《大公报》，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 对于许多同龄人来说，成为一名记者，尤其是女记者，意味着进入一个充满光鲜亮丽、追求名利的世界。 很多富家子弟纷纷对她展开追求，但傅冬菊却对这种社交圈感到厌烦。 她选择在报社的副刊工作，远离了公众的眼光，专注于发表一些富有进步思想的文章，表达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未来的思考。 尽管她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身份让她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她从未利用这一点去影响他人或炫耀自己的家世，反而更加低调地处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傅作义对女儿政治倾向的变化始终保持着忧虑，尤其是她与共产党关系日益密切，傅作义开始担心她的安全。 为了确保她的安全，他找到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请求为傅冬菊办理护照，准备让她出国深造。 但傅冬菊坚决拒绝了父亲的建议，她表示：“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与思考，傅作义最终被她的坚定信念所打动，虽然他依然未曾完全认同女儿的选择，但他尊重她的决定，并放她留在国内。 1947年，傅冬菊悄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直到全国解放后，傅作义才从他人处得知。 尽管父亲从未直接询问过她的选择，傅冬菊却始终没有因此与父亲产生过隔阂。 她深知，无论父亲是否认同她的政治立场，她对国家的忠诚与对家族的感情始终未曾改变。 她一直把父亲视为最亲近的人，始终深爱着这个家庭，她也始终愿意为国家的未来、为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8年，傅冬菊被调回父亲身边工作，成为中共与傅作义之间的秘密联系人。 那时，傅作义仍然是蒋介石的重要亲信，深陷国民党的阵营，但他内心开始对继续与解放军对抗产生了动摇。 傅冬菊的工作不仅仅是日常的沟通联络，更重要的是，她通过父亲的视角了解敌人的动向，并且在关键时刻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在这个过程中，傅冬菊不仅要承担起作为父亲知情者的责任，更要平衡自己在父亲与中共之间的立场。 随着时间推移，傅作义渐渐意识到，女儿可能早已成为中共的秘密支持者，甚至怀疑她是否被“军统”特务所欺骗。 傅冬菊并未因此退缩，她坚定地告诉父亲：“我与那些人无关，我是真共产党员。” 通过傅冬菊的不懈努力与中共的耐心劝说，傅作义在1949年1月作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定。 历史的潮流与傅冬菊的智慧与勇气交织在一起，帮助国家避免了更多的内战与流血，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战争结束后，傅冬菊回到了天津，并继续她的新闻工作，她以“傅冬”作为笔名，低调地参与社会事务，继续投身于新闻事业。 晚年时，傅冬菊曾回顾自己的一生，若当年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出国深造，或许会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她坦言，无论如何，她依然会选择留在国内，参与国家建设。 她的一生如同冬日的菊花，经历了风霜，却依然盛开，留下了坚定与无悔的足迹。 85岁时，傅冬菊安详地走完了她的一生，留给世界的是她那颗赤诚、坚定的心。 傅冬菊的一生，充满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和个人的挣扎与坚守。 在她的生命轨迹中，充满了对国家、对父亲、对自己的忠诚与责任。她或许并非伟大的历史人物，但她的贡献无可忽视，正如她自己所说：“今生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