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军事科学院副政委钟期光上将因病瘫痪，他的2个儿子参军无门。2个孩子没有办法，登门求助了粟裕伯伯，引得粟裕伯伯连连落泪，讲：“你们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给你们做担保，送你们去参军。” 1926年12月，年轻的钟期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年后，粟裕也加入了这个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革命队伍。 两位革命先驱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钟期光参加了平江起义，粟裕则投身南昌起义，虽然起点不同，但他们都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 红军长征后，两人都投身于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各自带领部队，与敌人周旋，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决定组建新四军。1938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两位将领命运交汇的重要时刻。 转战皖南期间，钟期光率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游击队加入新四军第一支队。很快，为了适应战争形势，新四军组建了抗日先遣支队，粟裕担任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出任政治部主任。 在抗日先遣支队的日子里，两人配合默契。粟裕凭借敏锐的军事嗅觉，带领部队多次化险为夷，钟期光则专注政治工作，为部队凝聚力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 1945年6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发起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粟裕和钟期光共同登上制高点观察战场，突遇敌军炮火袭击，千钧一发之际，粟裕拽住钟期光躲避炮火，使其转危为安。 抗战胜利后，两位将领继续在各自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粟裕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配合。 建国初期，粟裕和钟期光又一同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粟裕担任副院长，钟期光任副政委，两人的革命友谊在和平年代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为一位开国上将，钟期光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一些细微之处也体现出了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 每天早晨天刚亮，钟期光就会早早起床，用自己购买的信纸、信封、邮票回复群众来信。他总是将几粒米饭嚼烂后用来粘贴信封，八点之前就会把信件投进邮筒。 在家庭生活中，钟期光对子女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坚持不让孩子们依赖父母的权势，要求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打拼。 即便是在担任重要职务期间，钟期光家中的生活依然简朴。孩子们上学时从不给零花钱，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只带馒头夹咸菜。 这种严格的家风也影响着钟期光的妻子凌奔。凌奔同志作为一名老革命，同样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一件毛衣能穿几十年，即便破损也继续穿着。 在住房问题上，钟期光始终坚持原则。1960年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时，按规定可以配备独门独院的房子，但他得知学校缺少幼儿园，便主动将房子上交，换成现金投建幼儿园。 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也体现在工作中。他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谋私利，即便是最亲近的家人也不例外。 1972年，钟期光突发脑血栓，导致半身瘫痪。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不仅影响了他的身体，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严峻考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很多人为了避免被牵连，开始躲避与钟期光家庭的来往。一些曾经的战友甚至对他的子女避而不见。 钟期光的两个儿子钟德鲁和钟德东，一直想追随父亲的脚步参军报国。他们多次提交入伍申请，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拒绝。 这对兄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在安徽长丰水家湖插队期间，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努力工作，先后被评为公社、县里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 但是参军的道路依然坎坷。1969年冬天，当地开展优秀知识青年应征入伍工作，兄弟俩再次报名应征，却又一次在政审关卡上受阻。 面对如此困境，钟期光依然坚持原则，没有动用任何关系为儿子开后门。这种坚持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老革命的高尚品格。 在1972年的北京，当钟德鲁和钟德东兄弟俩找到粟裕时，这位老将军立即表现出了对老战友子女的关切。与其他回避的战友不同，粟裕热情地接待了这对兄弟，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困难。 粟裕当即拿起电话，直接联系安徽省军区的负责人。他以自己的名誉作担保，为这对兄弟的参军之路开辟了一条通道。 粟裕的这份担当，不仅仅是对一位老战友的承诺，更是体现了革命战士之间的真挚情谊。即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依然选择挺身而出，帮助战友的子女实现从军报国的愿望。 在粟裕的帮助下，钟德鲁和钟德东兄弟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人民海军的一员。这份恩情，兄弟二人一直铭记在心。 1978年，粟裕在南宁休养期间，得知钟德东来到南宁出差，特意安排他到自己的住处。在这段时间里，粟裕不仅与钟德东分享了许多战争年代的往事，还传授军事战略战术知识。 粟裕对钟家的关心一直持续到晚年。他不仅关注钟德东的军旅生涯，还经常询问钟期光的身体状况。 这种情谊的延续，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粟裕始终谨记着与钟期光并肩作战的岁月，把这份战友情谊转化为对下一代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