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就任安徽省委书记。他这省委书记刚当了一年，家里面所有的亲戚都被“得罪”光了，当地老百姓却称他为“李青天”，这是为何呢？ 1927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李葆华正在北京孔德中学读书，突然传来噩耗——他的父亲李大钊和家人在北京东交民巷被捕。 在那个年代，敌人扬言要斩草除根，幸运的是李葆华因不在家而躲过这场劫难。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联系了自己的哥哥，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李葆华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通力合作，帮助李葆华改名为＂杨震＂，并设法将他送往日本。在东京的求学岁月里，李葆华始终心系祖国，默默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李葆华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业，选择回国投身抗日斗争。回到国内后，组织安排他回到冀东老家，领导当地的抗日运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李葆华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与傅作义将军搭档工作。 1951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患，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部长，李葆华带领工作组深入一线考察。当时的交通条件十分艰苦，很多地方连能通车的公路都没有。 为了全面了解实际情况，李葆华和傅作义不得不向山民租借毛驴，用驴子驮着行李、书籍和工具，一路跋山涉水。他们走村串户，实地勘察，详细记录，最终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 这种实干作风和工作能力，让李葆华逐渐在组织中脱颖而出。经过多年磨练，他最终走上了安徽省委书记的岗位。从一个颠沛流离的少年，到一省之长，李葆华始终没有忘记父亲李大钊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 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李葆华就树立了一条铁律：不收礼、不徇私、不开后门。这个原则在他任职期间从未动摇过。 一次，家里来了个远道而来的新疆客人，带来了几包当地特产葡萄干。李葆华当时不在家，他的孩子们见到这难得的美食，忍不住拆开一包品尝了几颗。 这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却引起了李葆华的高度重视。他不仅严厉批评了孩子们，还专门打听了当地最贵的葡萄干价格，按照高于市价的标准折现还给了客人。 后来，每当有人给李葆华送礼，不管是特产还是其他物品，他都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如果实在退不回去，他就按照高于市场价的标准折算成现金退还。 这种处理方式让很多前来走动的亲戚朋友感到很没面子。渐渐地，大家都知道给李葆华送礼只会自讨没趣，一年下来，几乎把所有来往的亲友都得罪光了。 李葆华对亲友的要求同样严格。有亲戚想通过他的关系谋求工作便利或者其他好处，他都会直接回绝。 在他看来，当官是为了服务人民，不是为了谋私利。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破坏这个原则。 有一次，一位老同学给他送来了两瓶贵州茅台酒。当时李葆华不在办公室，秘书觉得这礼物不算太贵重，就收下了。 李葆华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秘书将酒退回。秘书觉得为难，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李葆华态度坚决地说，如果实在退不回去，就按照市面上最高的价格折现送过去。从此以后，秘书再也不敢私自做主收任何礼物。 这种不徇私的态度，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在他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家里的生活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的家人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该排队的排队，该等号的等号，一切都按规矩办事。即便是最基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他也从不为家人开后门。 在安徽省委机关，李葆华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每次开会研究问题，他从不预先定调子，而是让各位常委先发表意见，分管领导先说，其他同志再说，最后才进行总结。 这种民主的决策方式，让各级干部都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他的带动下，安徽省的各项决策都能充分听取基层意见，避免了＂一言堂＂的现象。 李葆华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他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不坐汽车、不带秘书、不带警卫员。 每次下乡考察，他都不提前打招呼，就这样轻车简从地来到农村。很多时候，老百姓都认不出这位和蔼可亲的中年人就是省委书记。 正因为没有惊动地方，李葆华能够看到最真实的基层状况。群众见到他也不拘束，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敢直说。 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李葆华的生活十分简朴。他住的是普通房子，穿的是普通衣服，吃的是大众饭菜。 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当普通百姓吃不饱饭的时候，他家的餐桌上也很少见到荤菜。他常说，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的时候，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 这种与民同甘共苦的作风，让老百姓对他充满了敬意。慢慢地，人们给他起了个＂李青天＂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