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八路军正在坟头烧毁文件，结果竟直接遇上了来扫荡的日军。日军正想去查看，却被翻译官拦下：“别查了，他在上坟烧纸钱呢！” 1945年的春天，抗日战争即将画上句号，中国的大地仍然笼罩着战火的阴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时期，翟立普，一位八路军的宣传员，正秘密地在乡下进行抗日政策的宣传工作。 1945年4月30日，柏林陷落，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这个消息像一阵疾风一样传遍了远东战场，让日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 随着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上取得胜利，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布防被迫调整，大量军队不得不向南方转移。这个时期，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只能在占领区内进行扫荡和防御。华北地区的日军经常采取＂蚕食＂战术，通过小规模的扫荡行动来维持统治。 汪精卫政权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分化，许多原本依附日本的官员和军人都在暗中寻找退路。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翻译官和伪职员们，更是人心惶惶。 故城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是冀中平原的重要战略节点。这里平坦开阔的地形既便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动，也为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情报网络。通过与当地农民的密切联系，八路军能够及时掌握日军的动向。 八路军在故城县的活动主要以宣传发动群众为主，通过秘密建立抗日武装组织，为最后的反攻做准备。每到集市天，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就会混在农民中间，秘密传递消息和文件。 到了1945年春天，日军在故城县的统治已经出现了松动。他们不得不将兵力集中在县城和主要村镇，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逐渐减弱。 在故城县的抗日工作中，三区是最重要的工作区域之一。作为三区书记的翟立普，不仅要负责组织群众的抗日活动，还要协调地下党组织与八路军的联系。 每次下乡工作，翟立普都会随身携带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记录着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和发展计划。这些情报对八路军的行动至关重要，一旦落入日军手中，后果将不堄设想。 1945年5月的一天中午，翟立普完成了一次群众工作，准备返回城里。当时的农村道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这是因为日军经常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扫荡。 突然间，从远处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大约有两百多名日军正向这个方向推进。这支日军部队装备精良，是专门负责扫荡任务的精锐力量。 面对这种情况，翟立普立即做出了判断。他迅速离开主干道，转向路边的一片坟地。 在农村地区，坟地通常位于村庄外围的高地上，视野开阔，便于观察周围的情况。选择这样的地点销毁文件，既可以及时发现敌情，又能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翟立普跪在一座坟前，迅速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他装作在进行祭拜活动，一边销毁文件，一边注意着日军的动向。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翟立普的身影，立即派出一个小队包围了坟地。按照当时日军的惯例，他们会先让翻译官上前盘问。 这个翻译官穿着整洁的中山装，与满身尘土的日军形成鲜明对比。他走路时的姿态显得傲慢，这是当时大多数翻译官的典型特征。 翻译官走到坟前，用简单的几句话询问了翟立普的来历。他用手杖轻轻拨弄了几下还在燃烧的纸灰，然后转身向日军军官报告。 这样的检查方式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日军通常会依赖翻译官来判断可疑人员。一个经验丰富的翻译官往往能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翟立普掏出了自己的良民证和通行证。这些证件是地下党组织特意为地下工作者准备的，能够以假乱真。 日军指挥官检查了证件，又看了看已经快要熄灭的纸灰，最终决定撤离。整个检查过程不到十分钟，但对于翟立普来说，却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纪。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很多翻译官的立场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随着战局的逆转，这些曾经为日军效力的翻译官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据《衡水文史资料》记载，1945年初期，华北地区的日军翻译官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些翻译官在执行任务时，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放过一些可疑的中国人。 这种行为的背后，反映了这些翻译官对战局的清醒认识。德国的投降和苏联红军的推进，让他们看到了日本战败的必然性。 在日军统治区，翻译官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既是日军的耳目，又与当地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翻译官往往是最令人痛恨的对象。他们不仅帮助日军进行统治，有时还会想出各种办法来难为老百姓。 然而到了1945年，这些翻译官的处境变得极其尴尬。一方面，他们要继续为日军服务；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为战后的处境做打算。 有些翻译官开始暗中与地下抗日组织建立联系。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递情报，或者在关键时刻放走抗日人员。 这种行为虽然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但客观上确实帮助了抗日力量。许多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就是在这些翻译官的＂有意疏忽＂下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