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河南一钢铁厂女工无意间得知了男友的真实身份，她大吃一惊，遂提出分手，其男连忙解释道：我就是我，周总理是我大伯又如何！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周恩来总理一直以艰苦朴素著称。这种优良作风不仅体现在他个人身上，更是贯穿在他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周恩来对亲属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对自己的弟弟周恩溥一家。在革命年代，周恩溥为了保护兄长和党的秘密，曾经受尽酷刑却始终不吐露一字。 周恩溥的儿子周荣庆从小就在这样的家风中长大。1950年，当周荣庆和母亲王兰芳来到北京生活时，周恩来给予了他们特别的关照，但这种关照并非特权。 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弟媳王兰芳，并且特意规定这笔钱只能给王兰芳使用。对于侄子周荣庆，他的态度则更加严格：＂你们花钱要自己挣，不要依赖别人。＂ 在生活待遇方面，周恩来从不让亲属享受特殊待遇。当其他人建议周荣庆利用叔伯关系谋求更好的发展时，周恩来却语重心长地告诫侄子：＂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1957年，正值国家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时期。周恩来专门把周荣庆叫到中南海，对他说：＂你们到基层去，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 面对这样的安排，周荣庆没有丝毫怨言。他带着母亲从北京来到河南焦作，先是在卫生学校工作，后来又主动要求到九里山钢铁厂。 在钢铁厂里，周荣庆过着与普通工人无异的生活。他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吃着粗茶淡饭，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与周总理的关系。 这种严格的家风也影响着周荣庆的为人处世。在工作中，他从不以总理侄子的身份自居，而是老老实实地做一名普通工人。 1958年春天，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迎来了一批新工人，其中就包括19岁的晋菊清。这位来自安阳城乡的农家姑娘，很快就凭借着勤劳能干在钢铁厂站稳了脚跟。 在焦作钢铁厂的＂三八＂炼钢炉组，晋菊清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炉前工。工友们都称赞她不仅长相俊俏，更重要的是吃苦耐劳，从不叫苦叫累。 同年，一位从北京来的工会干部周荣庆也来到了焦作钢铁厂。他平时为人谦和，经常主动帮助工人解决困难，深受大家的欢迎。 在一次工厂组织的文艺演出中，周荣庆和晋菊清第一次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那天，周荣庆正在帮工人们搭建临时戏台，晋菊清则是来帮忙跑腿买点心的。 随着工作中的接触越来越多，两个年轻人渐渐产生了好感。周荣庆常常主动找机会和晋菊清说话，也经常在工作中给予帮助。 这段感情得到了周荣庆母亲王兰芳的支持。当晋菊清第一次到周家做客时，王兰芳就表现出对这个农家姑娘的喜爱。 在王兰芳看来，晋菊清朴实能干，正是理想的儿媳人选。她主动询问晋菊清的家庭情况，也向晋菊清讲述了自己家的一些往事。 两个年轻人的感情稳步发展，但周荣庆始终没有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在晋菊清眼中，周荣庆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会干部。 直到1959年初的一天，工厂里突然传出一个消息：周荣庆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这个消息让晋菊清顿时乱了方寸。 当晋菊清找到周荣庆求证时，周荣庆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时也坚定地表示：＂我就是我，周总理是我大伯又如何！＂ 面对晋菊清提出的分手要求，周荣庆没有气馁。他带着晋菊清去见母亲王兰芳，希望通过母亲的解释化解这场误会。 王兰芳向晋菊清解释了周恩来总理对家人的要求，以及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生活原则。这番话打消了晋菊清的顾虑。 这段真挚的感情最终战胜了身份的差异。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他们决定举行婚礼。 1959年5月10日，周荣庆和晋菊清在焦作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特意寄来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作为新婚贺礼。 这对新人的家就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虽然空间狭小，但生活却充满温馨。他们和其他工人一样，过着普通而平静的生活。 婚后不久，他们陆续有了三个孩子。尽管家庭负担加重，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但他们始终坚持自力更生。 周荣庆继续在钢铁厂工作，从未利用过总理侄子的身份谋取任何特殊待遇。晋菊清也同样保持着勤劳节俭的本色。 1975年，周荣庆的母亲王兰芳去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丧事从简，一切按照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进行。 不到一年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当晚，邓颖超发来电报，要求外地亲属留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万分不舍，但周荣庆夫妇还是严格遵照这个安排，没有前往北京。这正体现了周家一贯的严格家风。 在此后的岁月里，周荣庆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作风。他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一直做着普通的工作。 1992年1月15日，周荣庆走完了63年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平凡而朴实，始终坚守着周恩来总理的教导。 同年7月，邓颖超也离开了人世。晋菊清带着子女前往北京送别，见证了这位可敬长辈的最后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