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老红军为证明身份只身来到北京，在检察院门口主动去“碰瓷”检察长，唱完一首军歌后，向检察长庄严敬礼：“请求归队！”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特殊的群体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证明——他们是在战争年代与部队失散的红军老战士。这些失散的红军战士大多没有档案和证件，要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难上加难。 在江西吉安的一个小山村里，就住着这样一位老红军战士肖成佳。每当有人问起他的经历，他总是缓缓道来：1928年，他才12岁，红军路过家乡时，他便偷偷报名参了军。 因为年纪小，红军把他分配到儿童团。在儿童团里，他负责站岗、放哨，还要帮助宣传革命思想。少年肖成佳做事认真负责，在儿童团里表现突出。 三年后，15岁的肖成佳终于等来了重要的转变。组织安排他担任红五军团宣传大队队长，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第一个重要岗位。在宣传队期间，他不仅要组织文艺演出，还要负责提升战士们的士气。 1935年，在一次掩护红三军团撤离的战斗中，肖成佳第一次拿起了枪。八个小时的激战，让这个宣传队长真正体会到了战场的残酷。这次战斗的胜利，让他获得了组织的重视，被调到了红九军团。 在红九军团期间，肖成佳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首长黄火青。在黄火青的带领下，肖成佳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命运的转折就在古浪战役中发生了。 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炮火纷飞中，肖成佳被炮弹击中。由于伤势严重，他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不料在转移途中，医院与部队失散了。更糟糕的是，他们遭遇了马家军。 马家军给了两个选择：要么加入他们，要么回家。为了不违背革命理想，肖成佳选择回家。但马家军并没有轻易放人，而是将他关押起来，索要赎金。肖成佳的母亲凑齐三十大洋，这才把儿子赎了回来。 1979年春天，一场广播节目改变了肖成佳的生活。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黄火青，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这个消息让63岁的肖成佳立刻坐直了身子，他反复确认着这个名字。这位检察长，正是当年在红九军团时的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肖成佳立即向家人宣布了自己要去北京的决定。面对家人的反对和担忧，他只是默默收拾行李。 他清点了自己的积蓄，只有80元钱。这些钱要负担往返北京的路费和在北京的食宿费用，显然是很紧张的。 为了省钱，肖成佳选择了最便宜的交通方式。坐着绿皮火车，经过了三天两夜的颠簸。 到达北京后，肖成佳连住宿的地方都舍不得找。他在火车站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直奔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的大门很威严，门口站着身着制服的警卫。肖成佳上前说明来意，却被拦在了门外。 他在检察院门口来回踱步，思考着如何才能见到黄火青。这时，一个警卫提醒他，首长的车一般都会从大门进出。 肖成佳立即打起精神，仔细观察每一辆进出的汽车。终于，他看到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出大门。 情急之下，肖成佳直接冲到了车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去路。车子急刹车停下，司机从车窗探出头大声呵斥。 但肖成佳顾不上这么多，他快步走到车窗边，直接问道：＂请问是黄火青首长吗？＂车内的人点了点头。 肖成佳立即报出了自己的身份：＂首长，我是三号花机关。＂花机关是当年红军经常演出的一部话剧，而肖成佳正是在剧中饰演三号角色。 为了进一步证明身份，肖成佳主动提出要唱一首歌。这首《杜娘歌》正是当年黄火青亲自教给战士们的。 歌声在检察院门口响起：＂十五岁入红军，只因穷人太苦深...＂这首歌承载着太多的革命记忆。 检察院门口的这一幕引来不少路人驻足。但肖成佳毫不在意，他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身份。 黄火青听完歌声，立即认出了这位老战友。他让司机停好车，请肖成佳进入办公室详谈。 在最高检察院的办公室里，黄火青仔细核实着肖成佳的身份。他们从红军时期的编制聊起，回忆起了一个个重要的战役。 通过交谈，黄火青确认了许多细节。肖成佳对红九军团的情况、战斗细节、以及当时的生活场景都记得清清楚楚。 《杜娘歌》成为了最重要的证明。这首歌不仅包含了战士们的生活经历，更记录了革命的艰辛历程。 黄火青立即着手为肖成佳开具证明材料。他亲自写下了一份＂民政部转江西泰和县党委会＂的材料，为肖成佳证明身份。 看到肖成佳的衣着朴素，黄火青又拿出30元钱和30斤粮票。这份组织的关怀，让肖成佳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他挺直腰板，向黄火青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请求归队！＂这一刻，他终于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红军身份。 肖成佳的故事在当地传开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促使相关部门开始重视那些与组织失散的老红军的身份认定问题。 国家随后开展了一系列寻找老红军的工作。工作组深入革命老区，为更多失散的老红军颁发荣誉证书。 这些证书不仅仅是一张纸，更是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它承载着对那个火热年代的记忆，见证着老一辈革命者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