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文革”观点“清官比贪官更坏”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不管是官方正史、民间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和戏剧里，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观念：清官好，贪官坏。

这个观念，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老百姓期盼清官、痛恨贪官，政府高层同样如此。

很少有人能想象到或记得起，就在40多年前，中国理论界曾提出和大力论证过一个惊天动地、颠覆历史的观点——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可恶、更须揭露和批判。

这个观点应该是从1965年开始推出的，真正得到猛烈宣传是在1966年中期。其基本论证如下：贪官坏，是因为他们鱼肉、欺压老百姓，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多苦难，这固然可恶。但是，清官却比他们坏得多，因为在黑暗的旧社会，如果官员不贪污，让老百姓吃的苦少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麻痹了劳动人民的觉悟，大大延长了旧社会制度，所以比贪官更坏。

我手边保存的从小摊上买的出版于1966年的小册子中，收罗了当时重要官方媒体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批判邓拓等人的《燕山夜话》的。此文在批判时专门举了几个例子，包括邓拓推崇的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清官，如海瑞、米万钟。这种今天看起来怪异的逻辑后面，隐藏的是极端主义的“智慧”。

过去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论战时，批判所有的黄色工会。所谓黄色工会，是指那种代表工人与雇主集体谈判，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提供更多福利、改善工人经济待遇的组织。布尔什维克认为黄色工会很坏，道理就是这样的工会使工人生活变得较好，工人就不会起来革命，革命党就没有了大批的追随者。因此，黄色工会就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吹清官比贪官更坏，是把这种观点大大推进了一步。

它后面的逻辑就是：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希望现政府的官员做的坏事越多越好、越绝越好。任何通过比较缓和的方式来使现存体制少做坏事、多做好事都是错误的。但凡社会的状况逐渐进步，就会减少极端主义者使用暴力的机会。

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的论战，距今差不多百年；“文革”发动到现在已有43年。但这种极端主义仍后继有人。2008年10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要提防10月份本・拉登可能的突然动作》的评论。文章提醒，美国大选要特别提防基地组织的突然动作，因为有先例。2004年10月29日，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前4天，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了一盘录像带，警告美国人，随时会来报复。电视播出后，小布什迅速超过了对手。美国中情局副局长事后说，本・拉登为小布什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

本・拉登非常不希望小布什下台。因为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最有利于基地组织赢得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拥护，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同情和资助。奈的文章说，现在看来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奥巴马若当选，将是第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总统，会大大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乃至全球的形象，使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意降低。所以，奈警告说，在美国选举前的这几天，绝不能大意，本・拉登会非常着急的，他们如果再来一次突袭动作，又会使美国人在安全问题上增大忧虑，使强硬的麦凯恩得分。

上面提到的三个案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能看到深层的共性，这就是：一个社会里极端对立的情绪，是造成对抗并由对抗升级到严重动荡直至造成暴力的要素。极端派最希望的是其对手也成为极端派，这样自己才会更理直气壮。

考察这一逻辑线条，吸取历史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客观地说，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里，不管是做媒体的、做法律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更包括有权力的人，不管他们是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只要他们努力对贪污腐败、滥用权力和虐待百姓的行为予以揭露和批判，那便是在做一件于民于国有益的好事。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和平的，不管是通过媒体曝光还是走司法程序，实际上都是在减少中国社会里爆炸性冲突的可能，促进社会和谐。

同样道理，那些对做这些事情的人进行压制和迫害的人，恰恰是迎合了极端主义者的愿望。他们是在培育和推动中国社会里的极端情绪，促进社会里的暴力萌芽，从而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

过去二百年来，国际社会有着这样的教训。在欧洲可以比较英国和俄国：沙皇时期的俄国不断对社会里的改良努力予以绞杀，最后促成了20世纪初的暴力革命；而英国虽然也遇到过很多阶级矛盾和冲突，但其体制和统治阶层在大部分时候能够采取比较妥协的方式，使得改良为社会上大部分人接受。所以，英国在大部分时候都能稳定发展。

在亚洲可以比较中国和日本：近现代的中国，不断革命，不断造反；而日本近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明治维新就是改良。日本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达成共识，即通过持续改良的方式把日本带向现代化。

在大历史的背景下看，究竟哪种方式付出的代价更少带来的社会进步更大从而更可取，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很多物质上、社会上的进步，而保障各方面持续进步的那些法律和体制却显得滞后。目前要在这些领域里大力推动改良的人，实际上正在努力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要重复过去的极端主义悲剧。

“清官比贪官更坏”背后的“智慧”，是唯恐官员不坏、唯恐政治不烂、唯恐民众不怒、唯恐天下不乱——这种“智慧”实在要不得。

注：丁学良，中国西部-南亚研究中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