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曾骄傲的宣扬大寨的优越性，薄一波却不以为然，他说：大寨这种模式，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面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规定，那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农民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发表了点意见。我说，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问题，这是个最重要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什么机械化的问题。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没有了一切。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我们党为破解土地改革后农业与工业之间日益凸显的紧张局势而精心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土地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广袤的农村大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同被点燃的火种，熊熊燃烧，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那时的国民经济结构犹如一棵稚嫩的幼苗，其主干主要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构成，第三产业则近乎于一片未被开垦的荒芜之地。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工业和农业这两驾马车的并驾齐驱。 在建国之初的峥嵘岁月里，党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工业和农业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然而，随着两者步伐的加快，它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变得愈发尖锐。工业，这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大多源自农业的馈赠。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广大劳动人民对商品的需求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这无疑对工业提出了更高的原材料需求。 以1953年为例，我国踏上了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征途。随着工厂的林立而起，农村的大量劳动人口也纷纷涌入城市，寻求新的生活机遇。这一变化，无疑对粮食的需求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运而生，成为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一环。毛主席深刻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的先行，而必须先发展合作化，进而实现机械化。他坚信，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迫切需要，更是党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 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49-1952年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对于合作化的设想逐渐融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思。他提醒全党必须谨慎行事，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合作社的发展需要时间，大概需要十几年的不懈努力。 在强调“一般规律”的同时，毛泽东也展现出了他的灵活性与前瞻性。他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尝试直接建立高级社。他在修改《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特意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他还在《高潮》一书中编入了关于高级社的材料，并写下按语：“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其中有些经验，初级社也可以吸取。” 陶鲁笳曾亲身经历过一次与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深刻对话。1955年7月26日，在农业合作化会议前夕，毛主席点名要陶鲁笳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在了解了山西的新情况后，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沉思片刻后回答道：“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听后，几分赞赏地望着陶鲁笳说：“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