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女性暴力犯罪——1428年5月28日，图卢兹王领总管审理了一场凶杀案，一个名叫克莱尔·德·波特的女人与一个叫贝特朗杜斯·萨瓦里的人通奸，后者是一名士兵，在百年战争的休战期间在当地加龙河上当水手。两人合谋杀害了克莱尔的丈夫，并将尸体藏在了她家的楼梯下。总管判处克莱尔在图卢兹的街道上游街，所有财产充公，然后在城市的财税库前斩首示众。她的尸体将被悬挂在城中的绞刑架上，而头颅则会被带到波特镇，插在长矛上示众。克莱尔游完街，装上刽子手的囚车，准备推向刑场时，不料一群市政官员和他们的士兵冲破围观人群，用身体拦住了车辆。这并不是出于骑士精神或仁慈；而是市政官员坚持认为，他们（而不是王领总管）才有权以谋杀罪处决她。王室官员和地方官员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肢体交锋后依然无果，结果是双方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司法权争夺战。
中世纪对妇女施以如此严厉的惩处非常罕见，根据档案记录，克莱尔的丈夫是一名王家军士，在驻扎波特期间与这个当地女孩结婚。一名王室军士无故失踪不可能被忽视；谋杀案发生几个月后，当局就找到了克莱尔，并将她的案件交由王领总管管辖。在这起案件中，这个女人所犯的罪行不仅是对一家之主的攻击（在法国这种行为一般并不被视为叛逆，见 ），也是对国家代表的攻击，因此，无论她的性别如何，唯一合适的惩罚就是斩首并没收所有财产，并按照朗格多克地区对通奸妻子的惯例，先在城中游街。习惯法规定，通奸者必须裸奔。在十三世纪图卢兹手稿中的一幅插图中，女被告用绳子绑住她情人的阴茎，牵着他走。在百年战争的大背景下，王领总管可能必须以此案为例，证明他在当地司法领域的权威。
不过官方的延宕和群众阻挠的确可能改变死刑犯的命运，1443年，亚眠的一群人从刽子手手中抢过囚车，将四名教士从死刑中解救出来，并护送至庇护所和安全地带（一般是有特权的教堂、修道院或某些学校、圣所，当局无权进去抓人）。然后一些妇女可以站出来向罪犯求婚。官员们认为这种安排是让罪犯重返社会的一种选择，因为他可以通过家庭生活得到救赎，通过与未婚的老处女或改过自新的妓女结婚来重新为社会服务。对一些男人来说，不得不与一个不受欢迎的女人共度余生是一种生不如死的命运。
但克莱尔一案并非如此，市政当局和王室代表对其罪行没有分歧，他们只是各自代表着地方特权和王室权威争夺当地的最高司法权。市政官员声称王领总管的死刑判决无效，因为他的法院直到事后才向他们通报审判和判决结果。但是，由于被谋杀的丈夫是王家军士，总管坚持对此案的主张。几个小时后，双方都会拒绝解除对囚车的控制（在此期间，克莱尔·德·波特无疑感到困惑，也许对逃脱死亡还有点侥幸），官员们退到附近的圣巴托洛缪教堂继续讨论。市政官员将克莱尔押送到市政厅的监狱，她在那里等待了四年，直到1432年5月16日，王室行使了正义，王家刽子手最终将她斩首示众。由于拖延诉讼程序和质疑王室权威，高等法院命令图卢兹市支付10000金币罚款，并没收其部分刑事管辖权。
碍于体力等原因，中世纪妇女参与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例相对少见，法官也倾向于对女性罪犯从宽处理。例如在英国，当丈夫和妻子共同犯罪时，陪审员会判丈夫有罪而判妻子无罪，理由是“她不能违背丈夫的意愿”，中世纪的性别观念使得司法当局认为女人和小孩一样，不太能够对社区构成实质性的人身暴力威胁，因此通常也就不会很认真的量刑。 不过，具体案例也表明，一些女性罪犯完全能够表现出不逊于男人的果断、暴力和残忍。
仍然是在图卢兹市， 1332年4月至10月间就有三起女性暴力犯罪，首先是一个叫里卡尔达的商人妻子，因为与邻居维塔利娅长期不睦，最终发展到闯入她家，并用藏在衣服里的一块大石头砸她。根据证词，维塔利娅只挨了一下就倒在地上，不得不长期卧床。这起案件性质严重在于里卡尔达并不是在户外的口角中临时起意，抓起石头打人，而是把凶器藏起来登门踏户。根据公证人的记录，案件审理期间维塔利娅大概已经死亡，这说明她的伤势非常严重。
第二个女被告叫贝尔纳达·杜兰迪，一天，她走进吉列尔穆斯·阿穆塞开的酒馆，当时他正在向众多顾客出售葡萄酒和其他商品。贝尔纳达是同一街区另一家酒馆老板的妻子，她想退掉从吉列尔穆斯妻子那里购买的一道菜，但老板拒绝退款。贝尔纳达显然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面对吉列尔穆斯，她拔出匕首，在他胸口连刺数刀，直到他受伤倒地。但贝尔纳达对此并不满意，她似乎想要他的命。根据法庭记录，第二天，她招募了几个打手来协助她消灭敌人的计划。她指使这些人半夜去吉列尔穆斯家敲门，喊着要买酒。当吉尔穆斯开门迎接客人时，武装人员袭击了他，打伤了他的头部。贝尔纳达是个愤怒的女人，但完全没有失去理智。她会花时间找到男性同伙来复仇，不是因为自己力有未逮，而是因为她需要出其不意。这个案例也表明了一个女人能为了对她认为受到的侮辱进行复仇而不惜一切代价。
在第三个案件中，一个名叫吉列尔穆斯·卡尔维蒂的商人和一个名叫瓜拉尔达的女人合谋凌辱并杀害了他们的邻居佩特鲁斯·贝格诺尼斯的妻子阿拉曼达。两名被告先是声称阿拉曼达在家卖淫，威胁要在她脸上刻记号，然后又搞了一场羞辱的私刑游街，强迫阿拉曼达从郊区过桥进入图卢兹城，游行的终点是城外的一个葡萄园，两名同谋者随后指使一些恶棍来到阿拉曼达的所在，把她残忍打死。当市政当局传唤卡尔维蒂和瓜拉尔达就这些指控接受审判时，两人都宣称自己没有任何过错。
杀夫案是另一个不常见但引人注目的类别，如前所述，英法两国对其的态度大相径庭。1415年法国的一个案例中，来自桑斯的玛丽·拉·穆吉埃在法庭上辩称，她在失明的丈夫手中忍受了18年的痛苦。在一天漫长的葡萄采摘后的傍晚，当她发现丈夫毁坏了一箱葡萄时，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向丈夫质问，双方发生争吵，丈夫把她赶出了家门。她强行返回室内，并在随后的搏斗中施以致命一击。法庭认为她与这个虐待她、给她带来沉重负担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在其他情况下，她总是一个生活得很好的女人”，因此免除了她杀害他的罪名。
英国埃克塞特的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妻子与一位女性朋友玛格丽特密谋杀害了自己的丈夫理查·勒·布朗特。虽然当局抓住了这两个女人并定罪，但他们只处决了作为同谋的共犯玛格丽特。妻子爱丽丝逃脱了火刑，因为一群来自社区的受人尊敬的男男女女（以及两名神甫）打断了行刑，将她护送到教堂，在那里她得到了庇护，并最终流亡到法国（英国罪犯的流放参阅 ）。人们愿意给予爱丽丝这一司法特权的证据，可能是因为她被过度虐待，也可能是爱丽丝有强大的关系网。
还有案例是妻子与情人共谋杀夫，但很难证明妻子在犯罪过程中起的作用，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还是她出谋划策，男人付诸实施。1369 年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是一位名叫埃文·多尔的富有贵族，他是法国国王的顾问，娶了查理五世战争财务官的女儿艾米丽娜为妻。这对夫妇认识了罗兰·德·桑特伊，一名教士兼雇佣兵，他需要从埃文那里借钱支付在西班牙被俘的赎金。负债累累的罗兰开始拜访多尔家，假装在追求他们的女儿米切莱特。在这一过程中，罗兰与艾米丽娜开始了一段暧昧关系，并与她密谋除掉埃文·多尔。只要得手，罗兰就能摆脱经济负担，艾米丽娜也能摆脱不称心的婚姻。谋杀是一场埋伏：一名袭击者在埃文·多尔前往巴黎的途中用剑刺死了他。此后不久，王室当局逮捕了妻子和情人，并积极追查此案，因为埃文·多尔的地位、头衔和特权不可能被等闲视之。虽然记录显示，这对杀人犯在刑讯逼供下承认了罪行，但没有明确说明两人受到了怎样的惩罚。
1391年，一个低级别的法国地方法院通知巴黎市政当局，在他们在因其他罪行处决一个名叫特维南·图特·谢尔的罪犯之前，他已经供认，当年早些时候，在他的情人贝隆的唆使下，他徒手勒死了她的丈夫德里安·安索。之后他们一起将尸体扔进了附近的一条河里。下级法院希望巴黎官员找到并惩罚这个女人。面对审讯，贝隆（毫不奇怪）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并说特维南·图特·谢尔是单独行动。在她的初次证词中，她讲述了在她和丈夫住在一间旅馆时，特维南·图特·谢尔是另一个客人，多次向她提出性要求。尽管她进行了抵抗，但在万圣节前的一个晚上，他还是靠近她，试图最后一次引诱她。贝隆回忆说，他向她表白了爱意，并暗示如果她的丈夫死了，他们就可以结婚。她所要做的就是不锁上他们房间的门。一天晚上，在她与丈夫同床共枕之前，她没有多想，就把门的铰链打开了。她声称自己在凌晨三点左右醒来，发现特维南跪在床边，已将她的丈夫勒死。出于绝望和恐惧，她帮他处理了尸体；为了不引起旅馆其他住客的怀疑，他们保持了几天的距离。特维南去巴黎找工作后，这对男女就分开了。她在证词中坚称，直到谋杀发生后，她从未与特维南发生过性关系，还声称自己是被这个男人操纵的受害者。这一辩护没有打动法庭，法庭认定她有罪，并判处她火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忏悔，她的丈夫是个不称职的供养者，出于无奈，她与特维南发生了性关系，以换取金钱和物品。随着这段奸情的结束，这对夫妇转而通过谋杀和隐姓埋名来寻找共同的幸福。最终，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记录显示，贝隆非常贫穷，死后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法院没收，这支持了她的第二种说法。她的配偶并不一定虐待了她，但显然无法满足她的需求，因此她寻找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她和艾米丽娜一样，没有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但她仍然是处理证据的积极参与者，在这个案件中，她的命运是被绑上火刑柱。
没有男性同谋的情况下，妇女被指控伤害丈夫的另一种方式是下毒或者通过恶魔的帮助，这通常会导致巫术审判。这类案件不完全符合近代早期猎巫热潮时期的特征，但表明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某种普遍看法，即一个女人不可能在没有其他力量或合作者的帮助下，独自进行这些致命的不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