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易》“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与《论语》“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是关联性很强而历代注解争议颇大的两句文辞。两者分“盥（灌）”“荐”两个环节论祭祀礼，并表达了“观”之与否的态度。按周礼传统，礼仪评判以“观德”为要。相较而言，“盥（灌）”更凸显人之诚德，“荐”则更凸显物之厚薄，故周礼重“盥”轻“荐”。由“观德”之理路，“观，盥而不荐”，大义为观盥而不必观荐，因为在盥时已经充分展现了人的德性；“吾不欲观”“既灌而往者”，则是指未能在灌的环节观到德性，那么后面供奉的物品再丰厚也都不足观。这一重内在德性、为礼仪寻找德性根基的主张，可与“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人而不仁，如礼何”等相参，是《周易》古经所以能兼卜筮、哲理双重性质的关键，也是孔子为恢复周礼所找寻的根本落脚点，又是《易传》“观其德义”的枢纽之处。

关键词：盥；灌；祼；禘；《周易》；《论语》；观德

《周易》观卦卦辞为“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论语·八佾》篇第十一章为“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仅从字面来看，也足见这两句文辞的相关性：其一，“盥”“灌”字音相通，字义相关；其二，两者均论礼仪活动，并将其分为盥与荐、灌与灌之后两段；其三，两者又均表达了“观”之与否的态度，观卦是说观盥而不观荐，《八佾》是说观灌而不欲观灌之后。此外，观卦下坤上巽，有居上阳爻与居下阴爻互“观”之象，卦辞之作即是据下四阴爻上观之象。所谓“观”，《春秋谷梁传》云“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说文》释云“谛视也”，意为详审非常之事。而《说文》释“禘”为“谛祭也”（《说文解字》，第3页），《尔雅》释云“大祭也”，“谛”即“谛视”，“大祭”是最大的祭祀，也即“非常”之祭。由此来看，“观”与“禘”有更深层的义理关联。

古注早已注意到了观卦卦辞与“禘自既灌”章的密切联系。就现存文献而言，马融最早通贯两者予以理解，其注观卦云：“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观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王道可观在于祭祀，祭祀之盛莫过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言及荐简略则不足观也。”（《周易集解》，第139页）此后，虞翻、王弼等均引《论语》释《易》，形成注观卦的传统。有趣的是，历代《论语》注疏却并不常引观卦卦辞。这一反差，实际反映的是旧注间对文本诠释的差异。而详细梳理历代注疏，则可见此种差异广泛涉及辞句、名物、义理等各个层面，且聚讼千年、未有定论。反思历代注释，其长处是对礼仪考索之密、对文义推测之广，其短处是就本章言本章，罕见与《周易》《论语》其他篇章的互释，更谈不上对《周易》《论语》主旨的观照。据此，本《周易》《论语》大义以平议旧注、考释文义，应是需补足的研究路径。

“盥”“灌”“荐”“禘”均为礼仪活动，但前人对其认识并不相同。“盥”，按上引马融注，被释为“进爵灌地以降神”，即用爵盛酒浇地以迎神。但虞翻注云：“盥，沃盥……坎为水，坤为器，艮手临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周易集解》，第140页）这是释“盥”为浇水洗手，并据观下卦坤、互卦艮以及三上易位后上卦坎象，从卦象上予以参证。后程颐注曰“盥，谓祭祀之始，盥手酌郁鬯于地，求神之时也”，明显是融合了马、虞二氏之说。而朱子云“盥，将祭而洁手也”，并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误”，则明显又回到了虞氏之释。总之，“盥”是“洁手”还是“灌鬯”，是《易》注争议之处。

马融、程子、朱子释“盥”时论及“灌”与“郁鬯”。《论语》“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一句用的即是“灌”字，何晏引孔安国注云：“禘祫之礼为序昭穆，故毁庙之主及群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郁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后，列尊卑序昭穆，而鲁逆祀，跻僖公，乱昭穆，故不欲观之矣。”孔注释“灌”为“酌郁鬯灌于太祖”。皇侃、邢昺疏解孔注，均引用了《礼记·郊特牲》及郑玄注。按《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郑注云：“灌，谓以圭瓒酌鬯，始献神也。”这是对“灌”较为详细的论说，即用圭璋（瓒）盛郁鬯献神。又《周礼·春官·宗伯》论“郁人”之职，也提及灌之流程，其云：“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凡祼玉，濯之陈之，以赞祼事。诏祼将之仪与其节。凡祼事，沃盥。”（《周礼注疏》，第731-733页）“祼”即“灌”；祼器为祼玉，与《郊特牲》所云“圭璋”合；而祼玉需“濯”，“祼事”需“沃盥”，可见“盥”“灌（祼）”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郊特牲》所谓“既灌然后迎牲”是分礼仪活动为两段，这与《周易》“盥而不荐”、《论语》“既灌而往”所论一致。且据《郊特牲》，“荐”就是“迎牲”。征诸历代《易》注，马融释“荐”为“荐牲”（《周易集解》，第139页），虞翻注云“羞牲也”（《周易集解》，第140页），孔颖达疏云“既灌之后陈荐笾豆之事”，程子注云“献腥献熟之时”（《周易程氏传》，第112页）。“牲”即祭祀所用牛羊猪等，“笾豆”即盛放牲之器具，“腥熟”为生肉与熟肉。总结来看，各家胥是以“荐”为祭祀所献之“牲”，这与《礼记·郊特牲》“迎牲”之说是一致的。

朱熹释“荐”与以上各家不同。朱熹注《易》云：“盥，将祭而洁手也。荐，奉酒食以祭也。”（《周易本义》，第98页）注《论语》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郁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结合来看，朱熹以盥为洁手、以灌为奉酒、以荐为奉酒食，这是区别盥、灌为两件事，且将灌归为荐的一部分了。稍早于朱熹的朱震更是分别盥、灌（祼）、荐为三件事，其注《易》云：“祭之初，迎尸入庙，天子涚手而后酌酒，涚谓之‘盥’。酌酒献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谓之祼。祼之后，三献而荐腥，五献而荐熟，谓之荐。”朱震与朱熹的解释是有问题的。《礼记·郊特牲》“既灌然后迎牲”和《论语》“自既灌而往”都特别区分“灌”与其后的“迎牲”，朱熹合论“奉酒食”则明显消弭了这一区别而与《礼记》《论语》不符。《周易》“盥而不荐”是言说盥与荐之间的转折，朱震却将祼置于盥、荐之间，这明显与《周易》不符。从根本上说，朱震、朱熹之误释是因采用虞翻之说，释盥为“沃盥”，且别盥、灌为二。其实盥、灌并不能被区别为两件事。按《周礼·春官·宗伯》贾疏云：“祭祀，王及后祼。皆郁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瓒也。”（《周礼注疏》，第733页）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凌曙《四书典故核》云：“天子宗庙礼有九献，鲁亦如之。君灌为一献，夫人灌为再献。既灌之后，君出迎牲视杀，而荐血、腥于堂为朝献，是三献四献。荐孰于室为馈食，是五献六献。献尸食毕，而君与夫人咸酳尸，是七献八献。宾长酳尸是九献。”既然灌为君、夫人两人所行，且需君、夫人依次沃手、濯祼玉而灌鬯，那么从实际礼仪流程来看，沃盥、灌鬯是同一仪式阶段中的具体内容，两者无法被区别为两个礼仪阶段。因此，别盥、灌为二是错误的，而争论盥为沃盥还是灌鬯则是没有意义的。清人朱骏声所谓“盥祼瓘灌古通字”、惠士奇所谓“祼一作盥”，既包括文字层面之“通”，又包括实际礼仪活动层面之“通”。换言之，《周易》之“盥”与《论语》之“灌”，指的是同一件事，即盥手、濯祼器、酌郁鬯而灌的礼仪过程。

盥（灌、祼）并不限于祭祀之用。前引《周礼》云“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则在祭祀之外，灌又被用于宴宾客。贾疏云：“此云祭祀，唯据宗庙耳。其宾客祼，则《大行人》云‘公再祼’之等，是也。”（《周礼注疏》，第731页）征诸《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其云：“上公之礼……王礼再祼而酢，飨礼九献……诸侯之礼……王礼壹祼而酢，飨礼七献……诸子……王礼壹祼不酢，飨礼五献。”（《周礼注疏》，第1445-1446页）贾疏释云：“诸侯来朝天子，天子以礼迎待之法。”（《周礼注疏》，第1447页）据此，祼、酢、献等也可被用于迎待宾客。明了宴宾客亦用祼，可澄清两件事情：一者，《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云：“《易·观》‘盥而不荐’，郑注云‘诸侯贡士于天子，乡大夫贡士于其君，必以礼宾之。唯主人观而献宾，宾盥而酢主人。设荐俎，则弟子也。’”按贾疏之义，郑玄是以宾客之事注观卦卦辞。宋人王应麟辑郑氏《易》注时便辑入此条，后人也多沿用。但《周易集解》存郑注观卦卦辞一条，云：“坤为地、为众，巽为木、为风。九五，天子之爻。互体有艮，艮为鬼门，又为宫阙。地上有木而为鬼门宫阙者，天子宗庙之象也。”（《周易集解》，第139页）郑玄据上下卦坤、巽和互体卦艮论天子之“鬼门宫阙”也即天子宗庙之象，显然是以祭祀注观卦卦辞，这也合乎《易》注之传统。据此，贾疏所引郑氏佚注是很可疑的。其二，在《论语》“禘自既灌”章的相关注解中，有言灌后酬酢失礼者，有言鲁国用天子礼乐宴宾客失礼者，似均是合论宴宾客与祭祀之祼事。但《论语》云“禘”与“观”，是明言观禘祭，显然与宴宾客无关。

此外，又有关于灌之对象的争论。《易》注多云“灌地”。《论语》孔注云“灌于太祖”。皇侃疏云“灌地”，但又同时分辨“先儒旧论灌法不同”，并举“灌地”“灌尸”“灌神”诸说。（参见《论语义疏》，第59-61页）王夫之《四书稗疏》反对“灌地降神”之说，认为“灌”为“置之尸前”。按前引《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似仍解作“灌地”为佳。

相较盥（灌）、荐等具体礼仪步骤，关于“禘”的争议更大，如皇侃便说“先儒论之不同”（《论语义疏》，第59页），刘宝楠也感慨“禘礼之说，千古聚讼”（《论语正义》，第93页）。今人谈禘礼，多用清人毛奇龄之说。毛氏分禘祭为“大禘”“吉禘”“时禘”三种，其实是将禘礼旧说归为三类，以分类来消弭旧说之争议。征诸毛氏《论语稽求篇》，其云：“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传》《丧服小记》所云：‘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国语》与《祭法》则皆云‘周人禘喾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杜预、何休辈皆以为合群庙祧庙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变名称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公羊所谓‘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时禘，即时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统》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与《祭义》则皆云‘春禘而秋尝’，然总是时祭是也。《论语》之禘当是‘不王不禘’之禘。”（《论语集释》，第164-165页）毛奇龄区分了时禘、祫禘（吉禘）与大禘，相较而言，旧注如皇侃疏等便杂糅三者不能分别。按时祭为四时祭祀，在毛氏所论的基础上，后人又考殷商四时礼为春禴（礿）夏禘而周代改作春祠夏禴，又论“时祭各于其庙，又不及毁庙”，祫、禘则均合已毁、未毁庙之主聚食于太祖庙（参见《论语集释》，第165页）。由此，时禘的特征是清楚的，且周时已不用时禘。旧注又曾认为祫、禘无分别，如孔注曰“禘、祫之礼，为序昭穆”，皇疏曰“孔及先儒义云：禘、祫礼同”（《论语义疏》，第60页）。邢昺则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异于祫者，毁庙之主陈于太祖与祫同，未毁庙之主则各就其庙而祭也。”（《论语注疏》，第5357页）邢疏区别禘、祫的方向是对的，但其所论未毁庙之主不合陈太庙说则不被后人接受。程颢云：“禘，王者之大祭；祫，诸侯之大祭。”这即是毛奇龄所谓“大禘”与“吉禘（祫禘）”之分。又，《尔雅》云“禘，大祭也”，《说文》云“五岁一禘”（《说文解字》，第3页），《礼记·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礼记集解》，第1192页），《礼纬》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胡培翚《禘祫答问》云“祫祭与时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论语集释》，第166页）。要而论之，《论语》之“禘”，即毛奇龄所辨之“大禘”，是《尔雅》所称“大祭”者，是“五年一禘”者，是“不王不禘”即天子才能行之者，是要上溯“祖之所自出”者，是要合已毁、未毁庙之主而于太祖庙举行者。相较而言，祫祭虽也合已毁、未毁庙之主而祭，但是“三年一祫”，不限于天子举行，且不溯“祖之所自出”。禘、祫之区别是明晰的。

《易》云“观盥而不（观）荐”，《论语》云“不欲观”“自既灌而往者”，都论及“观”与“不观”的问题，且都是观盥（灌）而不观荐（既灌而往）。那么，“观”与“不观”的根据是什么呢？

按前文所引，马融注《易》云：“盥……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观也……祭祀之盛莫过初盥降神……及荐简略则不足观也。”（《周易集解》，第139页）这是以“盥”为祭祀礼仪盛大时、以“荐”为礼仪简略时，并认为盛大可观、简略不足观。后郑玄、王弼、孔颖达等均沿用马融注。但马融注与灌、荐之礼的实际情况不符。按前引“九献”来看，灌之后的礼仪明显更复杂。因此胡瑗云：“始盥之时，其礼简略，故至诚之心、恭肃之意莫不尽之。若荐腥熟之时，则其礼已烦，虽有强力之容、恭懿之心，则亦倦怠矣。”胡瑗以始盥为“礼简略”之时，这明显是在驳斥马融注。清人对马融注亦多批评，如刘宝楠云：“灌后礼文甚繁，不知何故以为简略，且圣人致敬尽礼，亦断不因简略而遂云不欲观也。此义非是。”（《论语正义》，第96页）

胡瑗在批评马融的同时，已经给出了新的解释。程子取胡瑗之说，云：“盥者事之始，人心方尽其精诚，严肃之至也。至既荐之后，礼数繁缛，则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时矣。居上者，正其表仪，以为下民之观，当庄严如始盥之初，勿使诚意少散，如既荐之后，则天下之人莫不尽其孚诚，颙然瞻仰之矣。”（《周易程氏传》，第112页）又注《彖传》云：“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周易程氏传》，第113页）程氏认为礼仪简单时心能精诚，礼仪繁缛时则心易散，故而要严敬如始盥之时，不使诚意少散。从行文来看，观卦卦辞云“盥而不荐”，盥、荐皆为实指，程子释“不荐”为“不使诚意少散也”，这与卦辞原文不符。就义理而言，礼繁便会使心涣散，且在盥后便马上涣散，这也不合乎情理。故而朱子批评云：“伊川承先儒之误。若云荐羞之后诚意懈怠，则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犹有诚意，及荐羞之后，皆不成礼矣。”（《朱子语类》，第1777页）又，《田间易学》引项平庵曰：“先儒谓盥则诚，意方专荐，则诚意已散。仁人孝子之奉礼，岂皆至荐而诚散乎？”刘开《论语补注》云：“季氏私祭，自暗及夜而后肃敬渐怠。而谓太庙大祭，方行灌毕顷刻之后，君臣皆全无诚敬之意乎？而曾私祭之不若乎？注虽有言，吾不敢信。”（《论语集释》，第166页）这些批评都切中肯綮。

朱子释“盥而不荐”，重在用引申之义。《周易本义》云：“致其洁清而不轻自用，则其孚信在中，而颙然可仰。”（《周易本义》，第98页）《朱子语类》载：“问：若尔，则是圣人在上，视听言动，皆当为天下法而不敢轻，亦犹祭祀之时，致其洁清而不敢轻用否？曰：然。”朱子又云：“祭祀无不荐者，此是假设来说。荐，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朱子语类》，第1777页）这是将“盥”引申为清洁之工夫，将“不荐”引申为不可轻易用事。此种解释，固然义理精微，但已与“盥而不荐”之文义相去甚远。

另，“有孚颙若”一句的旧注间亦有差异处。概言之，马融、程颐等释孚为信，释颙为敬、仰，以“盥而不荐”属观卦阳爻所象之在上位者，以“有孚颙若”属观卦阴爻所象之在下位者，则“以下观上”，“万民信敬”。虞翻则以“有孚颙若”属上句，称“孚，信，谓五。颙颙，君德有威容貌。若，顺也”，释文句为居上者诚信而有威容，“则下观其德而顺其化”。朱熹于《周易本义》中并存两种解释，但又于《朱子语类》中认为要据《彖传》以“有孚颙若”指下观者。（参见《周易集解》，第139、140页；《周易程氏传》，第112页；《周易本义》，第98页；《朱子语类》，第1778页）但此两种解读并不影响整体文义，故不再赘述。

就《论语》注释而言，马融《易》注所言荐简略不足观、程颐《易》注所言荐繁心散，均被用以注“禘自既灌”章。如出土唐写本郑玄《论语》佚注云：“既，已也。禘祭之礼，自血星（腥）始，至于尸灌而神士（事）讫。不欲观之者，尸灌已后人士（事）耳，非礼之盛。”灌之后“非礼之盛”，这显然是用马融之义。又惠士奇《礼说》云：“鲁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观之，以为多威仪欤？”（《论语集释》，第168页）以祼为“多威仪”，这与马融论盥“盛大”也是一脉相承的。朱子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郁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鲁之君臣，当此之时，诚意未散，犹有可观，自此以后，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四书章句集注》，第64页）这明显是取用胡瑗、程子《易》注之义。

《论语》注中影响最大者，是何晏所引孔安国注。按前文所引，孔注释“不欲观”曰：“禘、祫之礼，为序昭穆也。故毁庙之主及群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既灌之后，别尊卑，序昭穆。而鲁为逆祀，跻僖公，乱昭穆，故不欲观之矣。”（《论语义疏》，第60-61页）这是将目光聚焦于祭祀中所合已毁、未毁庙之主的顺序，更具体地说是聚焦于鲁国逆祀之事。按《春秋》文公二年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均言“逆祀也”。皇疏详述其事云：“僖公、闵公俱是庄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长，闵嫡而幼。庄公薨而立闵公为君，则僖为臣事闵。闵薨而僖立为君。僖后虽为君，而昔是经闵臣。至僖薨，列主应在闵下。而鲁之宗人夏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闻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于闵上，而逆祀乱昭穆。故孔子不欲观之也。”（《论语义疏》，第61页）简言之，于礼闵公应在僖公之上，但鲁国逆祀乱昭穆，使僖公居上。孔安国、皇侃等认为这是孔子不欲观“禘自既灌而往”的原因，因为灌之后就要序昭穆行荐礼了。

“鲁逆祀”的解释也受到了挑战。毛奇龄犀利地批评道：“定之元年，季寤与公山弗狃等因阳虎欲去三桓，顺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闵僖祧庙而各顺其位，则此时不惟祧兼且不逆，而解《论语》者尚曰‘不欲观以逆祀故’，梦哉！”（《论语集释》，第165页）按《春秋》定公八年云：“冬……从祀先公。”杜预注云：“从，顺也。先公，闵公、僖公也。将正二公之位次，所顺非一。亲尽，故通言先公。”《左传》云：“阳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预注云：“不于大庙者，顺祀之义，当退僖公，惧于僖神，故于僖庙行顺祀。”既然定公八年已经“从祀先公”，那么孔子参加禘礼时已没有“逆祀”之情况，故清人多批评孔注，如惠栋《周易述》云：“孔安国谓鲁禘乱昭穆，圣人不欲观，失其义矣。”程树德云：“孔子仕鲁在‘从祀先公’之后，不当复讥逆祀。”（《论语集释》，第170页）然而，今人在未回应“从祀先公”的情况下，仍多据孔注“鲁逆祀”解《论语》。又或如钱穆先生云：“（僖公）升于闵公前，是谓逆祀，《春秋》讥之。定公八年，曾加改正。然其事出于阳虎，此后殆仍是僖跻闵前。”“殆仍是僖跻闵前”，这已经是推测之言了。

除“鲁逆祀”之说外，还有“鲁禘非礼”说。按前文所述，“不王不禘”，大禘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礼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礼记集解》，第842-844页）由于周公有大功劳，成王赐鲁国可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故而鲁国行郊祀礼，又于周公庙行禘礼。《礼记·礼运》又载：“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记集解》，第597-598页）结合来看，孔子批评“鲁之郊、禘，非礼也”，若此郊、禘指的是成王所命者，那么孔子就是在直接批评成王与周公。历来有持此观点者，如《四书章句集注》引赵伯循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礼矣。”（《四书章句集注》，第64页）《河南程氏遗书》云：“‘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禘者，鲁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圣人自灌以往，不欲观之矣。”朱子亦云：“灌者……犹有可观，自此以后，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盖鲁祭非礼，孔子本不欲观，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也。”（《四书章句集注》，第64页）或因考虑到孔子直接批评成王、周公不合乎其一贯之主张，马端临抓住“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中的“礼乐”一词，提出“当时止许用郊、禘之礼乐以祀周公，未尝许其遂行郊、禘之祀”。这一解释显然迂曲难取。清人则又聚焦于“祀周公”一词，认为成王只允许鲁国于周公庙举行禘礼，且按《春秋》所载鲁国早期的确未在周公庙之外行禘礼，至春秋后期才于他庙用禘礼，由此，清人认为群庙用禘礼才是孔子所批评之“鲁禘非礼”。如毛奇龄说鲁国“原得用天子礼乐。但群公杂用，便属非礼，故不欲观。此与《礼运》所引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一叹正同”（《论语集释》，第165页），又如潘维城《论语释故》云：“成王命鲁唯禘于周公庙，而不及群庙，与天子之禘有殊。其后僭于他庙，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论语集释》，第168页）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又认为“鲁禘非礼”兼指成王、周公和后世鲁公。（参见《论语正义》，第95页）由上，“鲁禘非礼”一说，或指成王、周公非礼，或指鲁后世诸公非礼，或兼指两者。从孔子对周公之态度与《礼运》言辞语气来看，第二种解释相对更为合理。然而，“鲁禘非礼”说的最大问题是解经无效。“鲁禘非礼”只提供了对禘礼的整体态度，而未措意“灌”与“灌之后”的差异。换言之，既然“禘”本身即非礼，孔子何以观禘中之灌？又何以观灌而不欲观灌之后呢？问题仍未解决。

综上所述，《易》注论不观有“荐简略不足观”和“荐繁琐心散”等几种解释，《论语》注则有“鲁逆祀”和“鲁禘非礼”等主流解释，但这些解释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也并未形成共识。相较而言，注《易》者多用更为抽象之道理论“观”与“不观”，而注《论语》者则是基本取用鲁国的具体史实。这便能解释为何《易》注多引“禘自既灌”章而《论语》注则罕引观卦卦辞了。

反思对“观盥而不荐”与“禘自既灌而往”两句的历代诠释，最大的缺憾是就本章而解本章，其间罕见与《周易》《论语》其他篇章之互释，自然更少有对《周易》《论语》主旨的关涉。

值得注意的是，李鼎祚于观卦卦辞下纂集郑玄、王弼、马融注后，又加按语云：“鬼神害盈，祸淫福善。若人君修德，至诚感神，则‘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观盥而不观荐’，飨其诚信者也。斯即‘东邻煞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是其义也。”（《周易集解》，第139页）此条按语是李氏出于众家注文之外的自得之义。“鬼神害盈，祸淫福善”，与《彖传·谦》“鬼神害盈而福谦”、《文言传》“与鬼神合其吉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相关，是说“鬼神”以人之善恶为评价标准，予人以祸福吉凶。这就是在中国文化中流行不衰的“福报说”，且此种“祸淫福善”之思想至少可上溯至商周之际。李鼎祚所引“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和“东邻煞（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便分别出自《尚书·周书·君陈》和《周易·既济》。这两句话都与祭祀鬼神相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说感通祭祀神明的并不是芬香的黍稷，而是主祭祀者的德性。“东邻煞（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是说东边邻国杀牛举行盛大的祭祀，却不如西边邻国举行微薄的禴祭更能得到福报，其背后的原因当然是西邻有德、东邻失德。祭祀者为君王，因此李鼎祚云“人君修德，至诚感神”。实际上，“德”在商周之际的彰显，更多地就是落实为君王“敬天保民”之德性，这与《易传》在家与个体之场域论“福报”有明显区别。李鼎祚引既济卦与《书经》，点明了周文化关于祭祀的新传统，即主祭者自身之德诚较祭品之厚薄要更为重要。据此，李鼎祚认为“观盥”是因为在盥时最能见到主祭者之诚德，即能“飨其诚信者也”。

李鼎祚对“盥”之重要性的强调，又可与《礼记》相参。按《礼记·祭统》云“献之属莫重于祼”，历代《易》注、《论语》注虽常引此语，但都将其引作结论，而很少考察《祭统》的言说根据。《祭统》此段全文为：“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与志进退，志轻则亦轻，志重则亦重。轻其志而求外之重也，虽圣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尽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礼，以奉三重，而荐诸皇尸，此圣人之道也。”（《礼记集解》，第1241页）按《祭统》所论，“祼”与“升歌”“武宿夜”为祭祀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周道”即周代文化的重要体现，而三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即虽以外在的声乐形式等为假借之手段，而真正的关键之处是内在的“君子之志”。若“轻其志而求外之重”，即内在不足而徒向外求，祭祀便不能得其护佑，即便是圣人也“弗能得也”。

上引《尚书·君陈》《周易·既济卦》《礼记·祭统》之文，实际分判出了祭祀所需的两个要素：一者是外在的形式与祭品，一者是主祭者自身的诚敬与德性。《礼记·祭统》与《礼记·礼运》又均举“周道”之名。于周道而言，能够感通神灵、获得福泽的根本根据在诚与德，那么可“观”者当然也就是诚与德。因此，“观德”才是周代评价祭祀之要。

孔子以“从周”自期，当然也会承继周道对诚德的重视。征诸《论语》，除“禘自既灌”章外，孔子还数次说到“不观”。《八佾》末章云：“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篇多论礼仪，而《论语》各篇首、末两章又往往关乎根本义旨，故而此处“何以观之”需仔细玩味。“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是在观察居上者、为礼者、临丧者自身，且以其内在宽、敬、哀与否作为评判标准。孔子所择之要，显然承继于周道，是在内、外之间，轻外在形式，重内在诚德。与“禘自既灌”章对读，“为礼不敬”是泛指礼仪活动，禘为祭祀礼，自然属于“为礼”之范围；“何以观之哉”是情绪颇为强烈的否定表达，“吾不欲观之”同样是含有情绪的否定表达。两章表现出高度的关联性，则“为礼不敬”正可有助于理解“禘自既灌”章。又《论语·泰伯》篇有“不足观”一语，其载云：“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骄且吝”是德不足，于“德”“才”之间，孔子显然以内在德性为是否“足观”的根本评价标准。在孔子看来，敬、德不仅是评价当前礼仪得当与否的标准，而且是衡量礼仪损益变化得当与否的标准。《论语·子罕》篇云：“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此章论及两处礼仪的古今变化，一者是“麻冕”改为“纯”，一者是“拜下”改为“拜上”。何晏引孔安国注曰：“冕，缁布冠也……纯，丝也。丝易成，故从俭。”又引王肃注曰：“臣之与君行礼者，下拜然后成礼。时臣骄泰，故于上拜。今从下，礼之恭也。”（《论语注疏》，第5407页）“麻冕”改为“纯”，仅是外在器物的变化，孔子赞成外在可俭约，这与“黍稷非馨”“不如西邻之禴祭”等是一贯的。“拜下”改为“拜上”，孔子认为这不仅是外在礼仪形式的变化，其背后实际反映了行礼者的失德“骄泰”，由“观德”之礼仪评价标准，孔子反对“拜上”。

综上，周文化区别了祭祀等礼仪活动之内外两维，且相对轻外在器物，重内在德性。这一传统，于《周易》古经、《论语》、《易传》中是一贯的。与此相应，评判礼仪的标准也便是要观其能否呈现诚、敬之德，是否有内在之德性。顺此理路，我们可以比较盥、荐在祭祀中“可观”与否的分量。按前文所引，出土唐写本郑玄《论语》佚注区别盥、荐两段，以盥（灌）为“神事”，以盥（灌）以后为“人事”。所谓“神事”，即是降神之事，降神能否成功的关键系于祭祀者之内在诚德；所谓“人事”，则已将关注点落到人所提供的祭品之上。司马光注观卦云：“盥，圭洁其德也。荐，丰备其物也。颙，人君有德之容也。夫德由内出，物自外至，苟内德不充，虽外物丰备不能化人也。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这已经明确阐明了盥、荐之间的区别：盥为展现内德之时，荐为展现外物之时。按周礼重内德轻外物之传统，盥较荐便自然要重要得多，这便是“献之属莫重于祼”的真正内涵。

回到《周易》与《论语》的原文，“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中，“有孚颙若”明确表达了对“盥而不荐”之肯定，这也与观卦阴爻可上观阳爻之象相符。在积极的意义上理解“盥而不荐”，则“不”应释为“不必”，句意作观盥而不必观荐，因为盥时已经充分展现了祭祀者之德。《论语》“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中，“不欲观之”是观灌后便不想继续往下看了，这是明确表达了对已观之灌的否定。由观德的标准来看，否定灌，自然是因为在灌时没有看到诚敬之德，既然在禘礼最重要的灌时都没有诚德，那么随后的祭品再丰盛也不足观了。总之，《周易》《论语》两句均是以“观德”的标准来评判祭祀是否得宜，只不过《周易》所论是观到德的情况，《论语》所论则是未观到德的情况。

前引李鼎祚之按语，其实便是循“观德”来解观卦卦辞，但遗憾的是李氏之解几乎被历代易家所忽视。又古人对《论语》“禘自既灌”章之注解，也有与本文结论相近者。按张栻注《论语》时曾提到“或以为于始祭之时，精意不至，则其余不足观”。灌为始祭之时，“精意”大概为祭祀者的精诚之意，灌时无此精诚，则其后也不足观了。当然，这一解释同样影响很小，如张栻便评论说：“此意虽美，然圣人不他言祭祀，而独以禘为言，以是知盖为鲁设。”张氏所论，一方面肯定此解于义理上之美善；另一方面却受“鲁逆祀”“鲁禘非礼”等影响，将孔子所论拘泥于具体的鲁国史事。其实观《论语》所记，孔子对礼仪之讨论，既有具体到时事处，又有泛论义理处，且孔子更擅长从具体事件延伸到一般性的思考。因此，释“禘自既灌”章，完全不必以“为鲁设”自限。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和“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两语，以祭祀之情境，展现了重内德、轻外物的“观德”思想。“观其德”，不独关乎祭祀之根本，又关乎《周易》古经、《论语》、《易传》之大义。《周易》古经本为卜筮之书，但已具足超越卜筮之哲思。如同祭祀是要感通“鬼神”，卜筮也是要感通“鬼神”，求“其受命也如响”。但周礼将祭祀之枢纽落实到人的身上，祭祀是否有效，不在于贡品等外物，而在于祭祀者是否有内在德性，这便将“鬼神”隐退到了“人”的后面，藉祭祀之形式而彰显出人文之精神。与此类似，《周易》古经并不限于卜筮，卦爻辞与卜辞的性质不同，卦爻辞并不是简简单单地藉蓍草预测吉凶祸福，其中也有对自然人事变化之总结、对人之作为与德性的彰显，如前文论及的“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便属此类，又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均彰显出了人的智慧与德性。周礼与《周易》古经兼备“神”与“人”、兼及非理性与理性之特点，正是商周之际思想变革的显明呈现。孔子对《周易》古经中的“德义”内涵深有体会，并进行了着力阐发。马王堆帛书《要》篇所载孔子“观其德义”之主张，既是其对《周易》古经兼卜筮、哲理之性质的认识，又是其对易学解释与发展方向的阐明。而就孔子整体思想之理路而言，孔子生逢周礼疲敝之时，其学术旨趣便是要为周礼重新找寻落脚点。孔子为礼乐找到的根据便是仁心，即人的内在本质。《论语·八佾》云：“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礼乐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仁心作根基，那么这样的礼乐便是孔子所“不欲观”者。与周初的德论相较，孔子所论“仁德”更强调作为一般的个体之人的本质，而非偏重于政治性的、群体性的德。这就在周礼“天命—政教”的上下维度外，开辟出了“仁—礼”的内外维度。孔子对《周易》古经的解释，经孔门后学承继、引申，并兼采诸子之说，最终汇总为《易传》。无论今帛本《易传》，都能体现出“观其德义”的解《易》路径与思想主旨。整体而言，《易传》兼综上下、内外两个维度，由阴阳之化育，一方面通贯阴阳四时与政教，一方面阐发继善成性、穷理尽性至命之理，两者相辅而成，即是《易传》所举“进德修业”、“崇德广业”而“盛德大业”之旨。总之，观卦卦辞与“禘自既灌”章所内涵的“观其德”之义，是祭祀礼之根本大义，也契合《周易》古经、《论语》、《易传》之思想主旨。换言之，从《周易》《论语》大义出发，也可确认由“观其德”释“盥而不荐”与“既灌而往”之允当性。

来源：《周易研究》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