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谓“学”“习”与今天我们所言之“学习”不尽相同，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习二字是分开的，不连用，学是学，习是习。 什么是“学”呢？《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从上文可知，“学”是一种向外摄取的过程。而与之相对的是“教”这一活动，是授予“学者”“学”这一内容的过程。在儒家的教化思想中，要求“教”这一活动的发起者能够“身先躬行”“言传身教”，所以，实际“学”本身已经包括了思想的学习和实践的学习两方面。但由于对于教的对象而言，其行为主要表现为初始的“摄取”，仅仅表现为效法教育者的言行，即一种上行下效的活动，还未到达应用层面。孔子有言“学而时习之”，因此，应用这一层面则由“习”承担起来。 《论语》云：“学而时习之”，可见“学”与“习”在受教育者那里各自包含有不同的内容。如上面所言，学是一种从外向内摄取的过程，因此“学”所承担的是“索取”的任务。人不仅仅学得个空洞的道理在那里便要作罢，归根结底是要应用到现实当中来，否则所学不能兑现，何益之有？所以孔子才说“时习之”。即经常将所学在现实实践中去反复验证。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使命是“克己复礼”，维护、挽救周公所创立的礼仪体系，使礼文大明于天下，使天下得以治。因为在孔子看来，其所处现实社会，“君杀臣、子杀父”这些犯分乱礼的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礼崩乐坏”。孔子认为“周礼”是维护社会秩序，使人心向善的最佳路径。所以孔子所谓学与习，一定意义上是学礼、习礼，而又由于礼可以使人向善，故又可以说“学善”“习善”，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知”是一致的，即纯善的良知。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何以本文题目“学习”二字要加引号了。 首先，学习本已经包含今人所谓“理论”与“实践”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要“学习贯彻”等种种言论，实际上是“病句”，因为“习”本身就具备“贯彻”之意了。 其次，所学与所习的内容应该是善的。《中庸》主张为人处世要能做到“不偏不倚”。朱熹说：“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就是要人能够守中，那是因为“中”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是一种纯善的境界。何以如此？“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阴阳二气平衡（中），天地就能各得其位，万物就会因为天地各得其位而各得其时，万物得其时就能焕发出蓬勃生机，日生日成。所以中对于万物来说，是一种“善”的境界。儒家向来主张隐恶扬善，只有引导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自觉避免干坏事，崇尚干好事，“大同社会”就能够实现。 所以孔子所谓的“学”与“习”的内容是“善”的。这就不得反思我们今天的所学与所习了。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又古人云：“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讲的就是习惯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在践行善中去培养自己的良好习惯才能成为君子、能担重任的大丈夫。 最后，做个总结，实际上今人所谓“学习”二字本身就包含了知与行的合而为一了。但需要注意一点，“知行合一”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论与实践，这样去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是匹夫之见。“知行合一”这一词的提出是为了“救时之弊”，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本是一体的，“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也；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实际上就是要让人不断地在现实中践行善，使之升华为一种习惯，习惯成自然，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皆能给人带来美好。 孔子论“学”“习”，其言也善，其情也深，当反复玩味。反观现代汉语用法存在的诸多诟病，其语言体系似已离“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汉语本色甚远，整个民族汉语能力每况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