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4岁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待了3年，被保释出狱。51岁的丰子恺，出于同情，为他提供了工作。岂料，周作人不领情，还诋毁丰子恺：“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一张泛黄的素描纸上，画着一位疲惫不堪的老者形象——头发稀疏，眼神黯淡无光，眉宇间透着几分自怨自艾。这是1949年春天，丰子恺以其特有的简洁线条勾勒出的周作人出狱后的形象。 画作完成后，丰子恺长叹一声，轻轻放下了手中的毛笔。作为同时代的文人，丰子恺与周作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奇妙地交织在了一起。那年，周作人已64岁，刚从老虎桥监狱被保释出来；而51岁的丰子恺，经历了十多年的颠沛流离后，终于在上海安定下来。 回首望去，两人的起点何其相似。1918年，21岁的丰子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师从李叔同学习西洋画。与此同时，周作人已在日本完成学业，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形成了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两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一个与鲁迅并肩前行，一个创办美育团体，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相似的起点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我见过竹久梦二的《春之卷》，那简练的线条下是深沉严肃的人生滋味，真可称为＇无声之诗＇。＂丰子恺常这样回忆他在东京神田二手书店的发现。他将日本艺术的精华吸收转化，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民族立场。而周作人则不同，他的日本情结从1909年与羽太信子结婚开始，逐渐引领他走向了背离民族大义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命运的分叉口清晰可见。丰子恺带着全家南下逃难，历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在战火中依然坚持创作。他的《子恺漫画·战时相》虽然描绘战争的残酷，却始终保持着对人性温情的追寻——一对年轻男女在警报声中躲进山涧，享受着稍纵即逝的爱情；战壕里的士兵谈天说地，寻找着战争中的温暖。 同年，周作人选择留在北平，没有随北京大学南迁。1938年2月，他出席了日本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文化座谈会＂，此举引发全国人民的愤怒。随后，他接任伪华北教育督办等职，沦为众人唾弃的＂文化汉奸＂。 当丰子恺在战乱中四处逃难，用画笔传递着坚韧与希望时，周作人却在日伪政府的庇护下，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两位曾经的文化先驱，一个守护着民族文化的火种，一个在异族铁蹄下低头折腰。 1949年1月26日，在南京政府倒台前夕，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回到北京。他从老虎桥监狱走出来时，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带着＂文化汉奸＂的标签，几乎一无所有。衣衫褴褛，满面风霜，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如今只能住在简陋的后罩房内，面对着凄凉的晚景。 同年，在上海安定下来的丰子恺听闻周作人的处境后，心中不忍。尽管两人并无深交，但作为同时代的文人，丰子恺深知文人相轻的悲哀。而且，自1927年皈依佛教，成为居士以来，丰子恺一直秉持着＂护生＂理念与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 ＂人生在世，起起落落，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犯错？＂丰子恺这样对出版界的朋友说道。凭借自己在文化界的人脉，丰子恺为周作人联系了翻译工作的机会。 这份援手的背后，是丰子恺多年来的人生信条。从1928年开始，丰子恺就与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有一个特别的约定——绘制《护生画集》，每隔10年续绘一集，每集增加10幅画与诗，直到1979年弘一法师百岁诞辰时完成第六集。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是一种生命态度，蕴含着爱护生命、平等与仁慈的价值观。 然而，周作人对丰子恺伸出的援手却反应冷淡。在1952年，当周作人给毛主席写信为自己＂当汉奸＂辩解并获得宽大处理后，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每月能获得200元预支稿酬。这时，他私下对几位旧交提起丰子恺时，竟说出了那句让人寒心的话：＂丰子恺的画，浮滑肤浅，我向来不甚赞同。＂ 他的这种态度，或许源于内心深处的自我防卫。周作人一生都在为自己的选择辩解，坚称自己做汉奸是＂被逼迫＂的，出任伪职是为了＂维护教育事业＂。他将错误归咎于他人，甚至把与哥哥鲁迅的反目归结为＂被逼＂的结果。这样的心态，使他无法真诚面对丰子恺的善意，反而以批评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不安。 而丰子恺却如他的画风一样，始终保持着宽容与平和。他被白杰明称为＂第三种人＂——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批判，他仍然坚持完成与弘一法师的约定，画完了全部450幅＂护生画＂。 两人的晚年境遇同样形成鲜明对比。周作人在特殊时期被迫蜷缩在小厨房的铺板床上，每月仅有10元生活费，一日三餐只能吃臭豆腐和玉米糊糊。1967年5月6日，他孤独地死在那张简陋的铺板床上，连骨灰盒都没能及时拿回家。 而丰子恺虽然也遭受批判，但他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坚持创作直到1975年去世，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今，在他的故乡桐乡，街头随处可见＂子恺漫画＂，成为人们生活的温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