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8岁张大千，向女儿闺蜜徐雯波求婚。洞房花烛夜，16岁徐雯波羞答答地喊道：“伯伯。”张大千连忙捂住徐雯波嘴巴，说道：“从今天开始，叫我大千。” 1947年的洞房花烛夜，灯影摇曳中，18岁的徐雯波看着眼前这位已至不惑之年的丈夫，羞涩地喊出了一声＂伯伯＂。张大千轻轻揽她入怀，爱怜地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夫君了，叫我大千吧！＂徐雯波将脸埋进张大千的怀里，这一刻，跨越30岁年龄鸿沟的爱情，终于在众人的非议中开花结果。 然而，这段感情的种子，早在四年前就已悄然播下。1943年，15岁的徐雯波作为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闺蜜，第一次踏入了这位艺术大师的家门。怀着对艺术的崇敬和好奇，少女徐雯波满心欢喜地跟随闺蜜来到张大千的画室。透过窗户缝隙的午后阳光，照在年少的徐雯波身上，这股清新、含苞待放的活力，令年近半百的张大千沉醉和向往。 张大千的一生情感起伏颇多，但最深的伤痕，或许始于他的初恋。少年时期，他与表姐谢舜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谢舜华眉清目秀，十分喜爱张大千。两人年龄相仿，父母欣慰地在他们十岁时就订立了娃娃亲。18岁时，张大千随二哥赴日本学习染织技术，临行前与谢舜华依依惜别，许下＂等我回来娶你＂的承诺。谁料，一年后，19岁的谢舜华因肺痨病去世，未能等到爱人归来。 这一打击使张大千痛不欲生，他在20岁那年选择远离尘世，进入松江禅定寺出家。寺院住持给他取了法号＂大千＂，这个名字伴随他终生。虽然他最终因不愿接受＂烧戒＂仪式而离开寺庙，回归了世俗生活，但那段短暂的100天和尚生涯，却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41年，已娶过多位妻子的张大千与第三任妻子杨宛君一同前往敦煌。在这荒凉之地，他夜以继日地临摹古代壁画，完成了336幅珍贵的敦煌壁画复制品，让这一文化瑰宝得以重见天日。杨宛君为他生火做饭，那双原本娇嫩的手变得红肿，无怨无悔地支持着丈夫的艺术追求。 然而，从敦煌满载而归后，张大千却又开始了新的感情追寻。徐雯波的出现，仿佛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初恋的追忆。她身上那股青春活力与艺术天赋的结合，对艺术的热爱与崇敬，使张大千看到了灵魂的共鸣。 这位曾为谢舜华心碎的艺术家，在48岁那年向女儿的闺蜜求婚，不顾家人反对与社会舆论，坚定地走向了这段不被看好的婚姻。 1949年的中国，局势动荡不安。在外举办画展的张大千得知消息后，忧心忡忡地赶回成都，原本打算把全家带离，却只搞到了三张机票。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他做出了一个将影响多人命运的决定：带走了徐雯波和一个小女儿，留下了年仅7个月大的儿子张心健。 这个被父母留下的婴儿，从此开始了他悲剧人生的序章。张大千将幼小的张心健托付给裱画匠曾庆蓉抚养，后者因经济困难，又将孩子送回张大千大夫人曾正蓉处。在这个过程中，张心健几乎未曾感受到父母的温暖与关爱，心灵上的缺口从小就已形成。 而远在海外的张大千与徐雯波，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异乡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布阿根廷、巴西、欧洲、日本和美国，张大千的画笔从未停歇。即使在眼疾发作后，他不甘就此放弃，自创了泼墨画法，反而摆脱了＂临摹者＂的标签，以更加独特的艺术风格驰骋画坛。徐雯波始终陪伴左右，成为他生活与创作的支柱。 在国际画展上，他们是人们眼中的＂完美艺术夫妻＂，徐雯波不仅是张大千的妻子，更成为了他创作的缪斯。张大千的画布上，处处可见徐雯波的身影和气质，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被细致入微地融入艺术作品中。 可是，远在大陆的张心健却在迷茫与痛苦中成长。他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却始终无法摆脱＂张大千之子＂的标签。随着社会动荡，他的职业生涯屡遭挫折，甚至因父亲的身份被单位开除。女友离去、事业受挫，生活陷入绝境。 痛苦的张心健曾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孤儿，却被认为跟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曾尝试在火车轨道上结束生命，却只是导致双腿截肢。最终，22岁的他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临终前留下＂不愿有来生＂的遗言，字字泣血。 1976年初，张大千回到台湾定居，住进了他亲自设计的中式庭院＂摩耶精舍＂。晚年的他常隔海眺望，思念着家乡的一切。徐雯波一直陪伴左右，直到1983年，84岁的张大千病逝，他将90%的遗产留给了这位陪伴他走过人生后半程的妻子。 这一决定引发了家族内部的巨大纷争。徐雯波从18岁的少女到＂遗产的主人＂，这段跨越30岁的婚姻，最终以财产分配的争议落下帷幕。而张心健的悲剧，仿佛是这个破碎家庭的缩影，一个被命运和家庭双重抛弃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