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恶魔部队的罪行,谁不知道的?来看看。 石井四郎,这个名字在中国人民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仇恨。192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本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者,却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下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毕业后,他选择了投身军队,并在1927年获得了微生物学博士学位,成为日本学术界的知名人物。 与许多纳粹德国的医生如约瑟夫·门格尔相似,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变成了杀人工具。门格尔在奥斯维辛进行人体实验,而石井四郎则在中国东北建立了731部队。这两位医学博士都背叛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将医学伦理抛诸脑后,成为了二战时期医学道德崩塌的典型代表。 在军医部门工作期间,石井四郎不满足于仅仅治疗伤患士兵。看着那些带伤甚至残疾的士兵,他不是怜悯同情,而是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何能更快、更大面积地杀伤敌人?这个疯狂的念头一旦产生,便在他脑海里扎下了根。 1932年,在得到日本军方的大力支持后,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组建了"防疫研究所"。次年,他被派往中国东北,组建了后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日本政府每年投入超过1000万日元用于细菌战研究,这在当时的军费开支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为了吸引人才加入这个邪恶组织,石井四郎利用自己在日本医学界的人脉,向年轻医学生承诺丰厚的报酬和优厚的待遇。1936年至1940年间,东京帝国大学、庆应大学等多所日本大学的医学专业毕业生,纷纷与军方签订秘密协议,被输送到中国东北。 这些医生在731部队享受的待遇远高于一般军官,他们可以随意带走犯人进行实验,其他军官必须无条件配合。他们在哈尔滨设立总部,并在长春、北京等地建立分部,对外声称是为了"防疫与净水",实则进行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731部队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莫过于他们所进行的活人实验。他们将被抓来的中国平民和战俘称为"圆木",因为这些人最终会像木材一样被送入焚化炉中烧成灰烬。 为了研发能够大规模杀伤人口的生物武器,他们将各种细菌如赤痢菌、伤寒菌、霍乱菌直接注入活人体内观察反应。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跳蚤炸弹"的研发,他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培养带有鼠疫的跳蚤,然后将其制成炸弹,投放到中国的成都、重庆等地区,导致大量民众死于鼠疫。 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和后来发现的实验记录,731部队的实验室内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恐怖。他们对活人进行解剖,不使用任何麻醉,直接在胸口划出"Y"字型伤口,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和其他器官,放入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保存。 731恶魔部队的罪行,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摧残,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亵渎。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将生物武器的目标转向了美国。他们曾计划利用气球携带细菌炸弹,飘过太平洋袭击美国本土。这一计划虽然听起来天方夜谭,但日本军方确实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只是因为担心控制不当可能导致细菌反噬日本本土,该计划最终被搁置。 更为荒谬的是所谓的"金马计划"。在与美军争夺太平洋岛屿的过程中,日军将梅毒等病毒注入被俘虏的女性体内,将她们放置在即将被美军占领的地区,意图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疾病,削弱美军战斗力。这一计划的提出者被称为"金马博士",他将性病作为一种武器,完全漠视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日本政府竟然计划动员本国妙龄少女注射性病病毒以感染进攻的美军士兵,将这种可怕行为包装成"卫国荣誉"。幸运的是,美国投下原子弹以及苏联对日宣战加速了战争进程,使得这一疯狂计划未能全面实施。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成员的命运走向了不同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出于冷战考虑,美国政府与731部队首脑达成了秘密协议,以换取他们在实验中获得的数据。作为交换,许多应该受到严惩的战犯逃脱了审判。石井四郎本人不仅未受惩罚,甚至能够在战后继续从事医学研究工作,直到1959年因喉癌去世。 相比之下,苏联在1949年对被俘的731部队成员进行了审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揭露了部分731部队的罪行。然而,随着冷战局势的加剧,这些历史真相在国际社会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和日本对于731部队历史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这段痛苦历史被视为民族苦难的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和纪念活动不断传承记忆。而在日本,长期以来官方对731部队的历史采取回避态度,教科书中很少提及这段黑暗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会内部对731部队历史认知也存在代际差异。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日本人中,有不少人通过独立研究了解到这段历史,并勇敢地面对历史真相。他们组织学术研讨会,进行实地调查,试图打破官方历史叙事与公共记忆之间的矛盾。
美国能熬死苏联,同样就能熬死中国?李显龙的一番话说到点上了,他认为如果美国想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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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
把731所有的成员全部剁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