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然而，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竟然给了她一巴掌！ 1947年，廖晓东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勇士。可惜的是，她的父母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年幼的廖晓东成为了烈士遗孤。在母亲牺牲前，她将廖晓东托付给了自己最信任的战友，从此这对战友成为了廖晓东的养父母。 廖晓东的养父母对她关爱有加，不仅提供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条件，还让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廖晓东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 1960年代末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廖晓东深受时代思潮影响，在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理想主义信念，她坚信自己应该到最需要建设的地方去贡献力量。 1968年，高中毕业后的廖晓东决定响应号召，去农村当知青。带着满腔热情，廖晓东终于踏上了前往农村的道路。经过几天的颠簸，她抵达了诸城县公社。公社领导看到这位烈士的女儿主动请缨来农村工作，非常感动，特意为她安排了较为舒适的住宿条件。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廖晓东婉拒了这份＂优待＂。她坚定地表示：＂我来是为了建设最需要帮助的地方，不是来享受的。请把我派到最艰苦、最贫困的村子去。＂ 抵达三官庙村后，廖晓东很快投入到农村生活中。尽管她在城市长大，但丝毫不娇气。她撸起袖子、卷起裤管，光着脚丫子就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干活。从插秧、除草到收割，样样都不落下。 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廖晓东主动提出开办学堂。每天清晨，她都会早早起床准备教案，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再为孩子们上课。 在闲暇时刻，廖晓东会写下自己的日记。在一篇日记中她这样写道：＂今天教会了几个孩子认识了十个新字，看到他们认真的样子，我感到无比欣慰。虽然这里的条件艰苦，但能够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做些什么，这就是我来此的意义。＂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她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内心的坚定信念。 1969年春天，三官庙村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婚礼。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与村里30多岁的贫农卢兆东结为夫妻。这场婚礼简朴到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几张红纸贴在墙上，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摆着几盘简单的饭菜。 夜幕降临，送走了最后一位前来祝贺的村民，新婚夫妇终于独处。廖晓东带着几分羞涩和对婚姻生活的向往，小心翼翼地整理着那间简陋的土屋。然而，卢兆东却一脸不耐烦地坐在角落里，脸上没有丝毫新婚的喜悦。当廖晓东试图靠近时，卢兆东突然大声呵斥她不要多管闲事。廖晓东愣在原地，一脸茫然。就在这时，卢兆东竟然抬手给了她一记耳光！这一巴掌不仅打在了廖晓东的脸上，也打碎了她对婚姻的所有幻想。 婚后的日子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美好。廖晓东和卢兆东之间的鸿沟远比想象中深远。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城市姑娘，廖晓东习惯了阅读、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卢兆东则是个地道的农民，文化水平有限，生活方式简单粗放。两人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甚至语言表达上都存在巨大差异。 卢兆东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长期的物质匮乏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他无法理解廖晓东为何要花时间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认为女人就该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每当廖晓东晚归，卢兆东就会大发雷霆，对她拳脚相加。暴力很快成为这个家庭的常态，廖晓东的身上经常带着伤痕。 村里的妇女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们虽然不敢公开与卢兆东对抗，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暗中帮助廖晓东。有时是送一碗热汤，有时是帮忙照看学堂，更多时候是一个理解的眼神或一句安慰的话语。特别是村东头的张大婶，常常趁卢兆东不在家时，偷偷送来一些草药，帮廖晓东敷打伤的地方。这些乡村妇女之间的互相扶持，成为廖晓东艰难处境中为数不多的温暖。 尽管婚姻生活如此不幸，廖晓东还是生下了两个孩子。孩子的降生并没有改变卢兆东的暴力倾向，反而给廖晓东增添了更多负担。白天，她要下地干农活；晚上，还要照顾孩子和准备第二天的教学内容。村里的学堂已经成为她精神上的避风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生活的重压日益加重，廖晓东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经常性的头痛、疲惫和食欲不振困扰着她，但她从不向村民们诉苦，只是默默咬牙坚持。有几次，她在课堂上险些晕倒，但都强撑着完成了教学任务。村里的老人看出了她的不对劲，劝她去县医院检查，但她总是推说没时间，或者农忙要紧。 1974年2月初的一个下午，廖晓东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她讲到一半，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紧接着眼前一黑，倒在了讲台上。村民们赶紧将她送往县医院，医生诊断她患上了亚急性肝坏死，已经到了晚期。2月8日，年仅27岁的廖晓东永远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