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每一个当年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都后悔了。 凌晨三点的地下室传来滴答声，墙皮受潮鼓起的霉斑像张鬼脸。张建军把泡面汤喝得见底，塑料叉子在泡沫盒里刮出刺耳声响。这是他北漂第五年零七个月，工位在CBD写字楼28层，可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只有8平米。 十年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全村人举着鞭炮送他到村口。母亲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塞进蛇皮袋，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旱烟："娃，去城里就别回头。"那时的他踩着露水出门，鞋底沾着的黄泥巴在站台结成硬块，像块永远洗不掉的胎记。 地铁七号线早高峰的人群把他挤成沙丁鱼罐头。玻璃倒影里，格子衬衫第三颗纽扣崩了线，后颈还留着昨夜加班的台灯印。突然想起上周二接到老家电话，发小在县城开的养殖场已经雇了三个工人，当年全班倒数第三的同学靠直播卖蜂蜜买了商品房。 地下室的WiFi又断了，手机弹出同学群消息。有人在讨论"知识改变命运"的演讲稿该怎么写，有人在计算房贷与工资的差额。张建军摸出抽屉里的大学合影，照片边缘已经泛黄，四十张年轻的脸在阳光下泛着光，像极了当年田埂上抽穗的稻子。 如果当年填志愿时知道，985毕业证换不来首付的零头；如果毕业那年没把户口迁出，现在或许能分到拆迁款；如果......他把凉透的泡面盒捏成一团，突然听见窗外飘来熟悉的豫剧调子。对楼天台的大爷正用老式收音机放《朝阳沟》，那是他们村红白喜事必放的曲子。 现在的农村大学生就像卡在玻璃上的飞蛾，看得见光明却找不到出路。当城市的霓虹照不亮出租屋的天花板，当故乡的土地不再认得西装革履的游子，我们该继续在钢筋森林里挣扎，还是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