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参加三峡大坝修建的工程师说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曾在大坝修建之前，我国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曾多次表示不能修建大坝，但却遭到了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峡大坝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历时12年，耗资近千亿人民币。它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项目，也是中国在解决水资源利用与防洪问题上的一次历史性尝试。 从1994年开始动工，到2006年完成建设，三峡大坝的全貌终于显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之一。它的全长约为2309米，高度达到185米，气势磅礴，规模宏大。 早在孙中山时期，中国政府便请来美国的水利专家进行评估，并认为三峡大坝的修建是可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相关讨论也并未中断。 经过几十年的慎重考虑，最终的决策者认为，修建三峡大坝带来的利益，特别是在防洪、航运、发电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远大于可能存在的风险。 从防洪角度来看，三峡大坝的建成显著改善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大坝的蓄水和调节功能在每年汛期为下游地区提供了有效的保护，避免了大规模洪水的灾害。 此外，三峡大坝还提高了长江的航运能力。原本水流湍急、航道狭窄的长江中游段，如今经过调节，航运条件大大改善，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了防洪与航运，三峡大坝最大的功能之一是其巨大的发电能力。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成为中国电力供应的中坚力量。 许多人认为，这项工程为中国的电力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且电价相对低廉，每度电仅为八分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尤其是随着工程的推进，许多原本没有预见到的困难开始显现。 黄万里等反对者提出的警示逐渐得到了验证。他曾警告称，长江中下游的干堤可能在数十年后发生崩塌，且三峡大坝的建成会严重影响上下游的航运。 更为严重的是，移民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数百万人的迁徙与安置引发了长时间的社会矛盾与纠纷。与此同时，由于水库的蓄水效应，长江流域的水质逐年恶化，水中淤泥与沙石堆积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 除了这些经济与环境问题，三峡大坝的建设还对当地气候产生了影响。黄万里曾警告大坝可能导致旱涝不均，甚至可能引发地震频发的现象。随着时间推移，三峡区域内的地震次数确实有所增加。 此外，随着生态系统的破坏，许多物种的栖息地被淹没，一些珍稀动物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移民问题、生态问题、环境变化等多重矛盾交织，成为三峡大坝建设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三峡大坝相比，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要早得多，在1955年，关于其建设的讨论便已开始。当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满怀信心地表示，经过六年的努力，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将迎来人们数千年来期盼的“黄河清”之时。 然而，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却未能完全实现。三门峡大坝的建设，不仅仅是工程技术的展示，更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试验。 其决策背后牵涉到数十万百姓的迁徙，成千上万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这些决策和背后的社会成本，直到今天依然鲜为人知，甚至在当时，这场悲剧的发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 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较为有限，依然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三门峡大坝的建设提出了质疑。黄万里教授从一开始就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持有不同意见。 在1957年举行的一次为期七天的研讨会上，国内70多名学者和工程师对于三门峡大坝的设计方案赞不绝口，然而，黄万里提出的警告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他认为，三门峡大坝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尤其是拦河高坝的建设将导致大量泥沙在水库内淤积，黄河上游的水位将逐年升高。这种设计不仅会导致水库的水位上涨，还可能引发淹没大片农田的灾难，而发电量也难以达到预期。 黄万里的预警未能改变整体的决策，三门峡大坝于1960年如期建成，但黄万里的担忧逐渐变成了现实。水库内的泥沙堆积问题愈发严重，尤其是在大坝建设后的初期阶段，淤泥堆积的速度比预期更快。 到1964年，潼关的河床上升了4.6米，形成了“拦门沙”，这一现象意味着水库的排水能力大大降低，进一步加剧了对下游的洪水威胁。 参考资料：徐龙欣主编. 《虢国故都 三门峡》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