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海军副司令员陶勇投井自杀，陈毅元帅悲愤怒道：“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他会自杀！” 1984年，晚年的粟裕与妻子楚青的最后一次交流在沉重而充满情感的气氛中展开。楚青紧握着丈夫的手，试图在他的最后时刻为他解决遗留下来的心愿。粟裕无法言语，但楚青清楚的知道他的遗憾——关于其爱将陶勇之死的真相。 陶勇，原名张道庸，出生于安徽霍邱的贫苦家庭。少年丧父的他，自幼饱尝生活的艰辛。1929年，张道庸投身于河南的游击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的岁月里随红军参与多场战斗，建立了显著的战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并由陈毅以其名字中的“道庸”二字谐音改名为陶勇。 1941年的春天，陶勇在一次前往沙家庄的路途中，偶遇了名叫朱岚的女战士。虽未直接交谈，陶勇对朱岚的歌声印象深刻，记下了她的名字。朱岚，原名龚敬，出生于上海崇明一个开明士绅家庭。 她的家庭遭日伪军摧残，父亲和弟弟均在抗日前线牺牲，这一切深深触动了陶勇。两人在战争的背景下逐渐走近，并在1941年7月于沙家庄举行了婚礼，此后相携度过了二十余年的风雨兼程。 然而，陶勇的生命在1950年代突然戛然而止，令当时许多军中高层震惊不已。包括粟裕在内的多位将军对其死因持续有疑问，深信陶勇不可能自杀。陈毅元帅在得知其去世消息后愤然表示，即使斩首也不相信是自杀。周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提到陶勇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这位精通海军业务且直接参与作战的将军的哀悼。 粟裕对陶勇的死始终无法释怀，生前曾多次尝试揭开此事的真相，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希望此事能有所突破，但终因病重未能说出心声，只能通过眼神和泪水向楚青传达他的遗愿。 陶勇的家庭在他去世后的情况，尤其是他的孩子们，也是他生前深为关心的问题。他的遗孀朱岚，一直以其坚强和独立支撑着整个家庭，使孩子们能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以成长。 粟裕的遗愿，是希望能有人继续追查陶勇的真正死因，这不仅是对一个老将军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1967年，一系列的不幸和悲剧接连发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陶勇，曾经的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在政治运动中因直言不讳而遭遇不测。1月21日的一个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去了办公室，没想到这一天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一次与记者的会面中，陶勇表达了对当时“四大”和“四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担忧和不满。他详细叙述了部队内部因运动导致的混乱，希望能通过记者将这些问题反映给中央，以期待解决方案。不料，这次真诚的表达，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结束与记者的谈话后，陶勇在午餐前后照常前往招待所休息。据目击者回忆，他在招待所稍作休息后，出于习惯去找理发师理发。然而，一个简单的午后理发计划突然变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下午2时左右，陶勇在招待所的花园中散步，不久之后便神秘失踪。招待所的员工在寻找他时发现陶勇已经意外落入一口井中，尽管井不深，但他已无生命迹象。 尽管医生迅速到场并尝试急救，但一切努力都未能挽回陶勇的生命。从陶勇身上未完全湿透的棉背心和他口袋里部分湿润的文件来看，他落井的时间并不长。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震惊了社会。很快，此事被以“畏罪自杀”作结，但这一解释并未能平息外界的质疑。 陶勇的死对其家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妻子，朱岚，在陶勇去世后不久也离奇去世，留下他们的三个孩子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生活陷入困境。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通过陶勇生前的战友尤太忠的安排，得知了这一情况。在许世友的提议下，他决定将孩子们接到南京，给予他们关怀和保护。 孩子们的到来让肖永银深感责任重大。他在部队中不仅提供了避难所，还给予了他们生活和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有朝一日能够独立生活。这些孩子中，最小的仅13岁，却已经展现出超出年龄的坚强和成熟。 这件事逐渐在部队内外传开，肖永银的做法受到了周总理的注意。在了解了肖永银收留“娃娃兵”的缘由和过程后，周总理批准了他的做法，并对他的举动表示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