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适因突发疾病在台湾去世，得知这一噩耗后，他的大儿子胡祖望不远万里从美国回台奔丧。但在场面隆重的葬礼上，却唯独不见小儿子胡思杜的身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胡适于1891年在中国一个传统封建家庭中出生。他的父亲胡传，是一位有着深厚学问和官场地位的人物，两次守寡后与年轻的冯顺弟结婚。 冯顺弟在胡传庇护下相对安稳地抚养着年幼的胡适，使他能够接受良好的初等教育。胡传在胡适仅四岁时便病逝，留下遗愿希望儿子能够继续求学。 冯顺弟在当时面临着重重困难，作为一位早寡的年轻母亲，她要应对丈夫的遗愿和经济压力。她不得不与胡传的继子们周旋，以确保儿子的教育经费。她经常支付额外的学费，确保私塾的老师能够给予胡适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这种坚持和牺牲铸就了胡适日后的学术基础。 胡适青少年时期由母亲送往外地求学，冯顺弟尽管病重，也坚持不让这些困扰告知远在他乡的儿子。胡适的勤学使他早早开始通过写作和翻译为自己赚取生计，15岁时便已经开始自食其力。到了19岁，胡适考取了官费留学生资格，前往美国深造，最终获得博士学位。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开始了其学术生涯的另一篇章。他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截然不同，令许多学生和同行震惊。 他跳过了常规的教学内容，直接进入到关键的哲学问题，这种方法最初引起了学生的疑惑和不满。然而，经过北大名学生傅斯年的评价和支持，胡适的教学最终得到了认可。 胡适还是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倡导用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取代晦涩难懂的古文。这种改革不仅在语言表达上造成了革命，也在思想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胡适通过实际例子来证明白话文的有效性，如用电报用语的对比，突显了白话文的经济与实用性。 尽管胡适的思想和行为在许多方面标志着新文化的兴起，他个人的生活却依旧深受传统束缚。年少时，按照家庭的安排，他与江冬秀订了婚，这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姻。 胡适从国外归来后，尽管已是一个思想现代化的新青年，但为了母亲，他仍然选择了遵从这一传统安排，与文化背景迥异的江冬秀结婚。 在当时，胡适并非唯一面对传统束缚与个人自由抉择的知识分子。鲁迅与徐志摩等人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他们在婚姻的选择上展现了反抗传统的决心。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与外国女画家韦莲司有过一段深刻的情感交流。韦莲司不仅是胡适的知己，还在思想上给予了他许多启发。然而，这段跨国的情缘最终未能逃过现实的阻隔。 尽管胡适的婚姻生活似乎表面稳固，他与江冬秀在传统婚姻框架中度过了数十年，但其间的情感纠葛和复杂性也同样显现。胡适与表妹曹诚英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 他们在烟霞洞的同居生活不久后曝光，激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曹诚英宣布怀孕，但面对江冬秀坚定而激烈的反对，胡适最终放弃了与曹的关系，选择维持婚姻。 胡适对待自己孩子的态度也颇具争议。他似乎并未将父爱视为自然而然的情感延续，而是更多地从人道和责任的角度出发，承认对孩子的抚养义务。这种态度与他的知识分子同辈梁启超的温暖而亲近的父子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胡适对待大儿子胡祖望的教育方式也显得有些超前。在胡祖望仅10岁的时候，胡适就让他独自在苏州求学，这一决定在当时看来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极大考验。尽管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这种“独立”显然忽略了孩子的实际年龄和心理承受能力。 对于小儿子胡思杜的教育，胡适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当胡思杜19岁希望随父亲去美国留学时，由于经济原因，胡适决定让他去美国中部的一所费用相对较低的学校，这一决策反映出了实用而非理想的教育选择。 结果，胡思杜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并不顺利，他未能适应学校环境，学业和个人发展均未达到预期。 胡思杜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同样充满挑战。尽管他对文史和政治有浓厚兴趣，但家庭的反对让他无法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最终，他的生活轨迹与家族期望大相径庭，甚至在遭遇重大挫折后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胡适对这一系列教育和家庭决策的反思是复杂的。他曾公开表示，儿子教育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妻子的教育方法，这种观点可能反映出他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期望，以及他个人在家庭和职业角色中的矛盾。 胡适的晚年显得颓废且充满反思，他对子女的教育和家庭关系的处理显然带给了他极大的心理负担。尽管他试图在遗嘱中对子女进行平等的物质赠与，但这一努力并不能完全平复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