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汉奸”夏文运被逮捕入狱。没想到李宗仁毫不犹豫出面为他作保，夏文运得以释放。那么李宗仁为什么要保释这个“大汉奸”呢？ 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无比感慨地评价夏文运：“何君（夏文运）冒生命危险为中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于爱国的热忱。其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这样的爱国之士，甘做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夏文运到底做了什么，让李宗仁力坚决保释他，还如此评价他呢？ 这还要从夏文运的经历说起。 夏文运出生于1905年，是大连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夏文运的家乡长期处于被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在夏文运很小的时候就被迫学习日语。 1919年，夏文运考入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不久后，夏文运的好成绩也引起了校长的注意，因此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在日本，夏文运先是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历史和法学，之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 1931年，夏文运从日本返回中国，并在冯庸大学担任教授兼校长秘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这时候的夏文运并没有去北京，而是被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聘请为贴身翻译。 由于夏文运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再加上他精湛的业务能力，因此他得到和知鹰二等日本高层军官的重视，而夏文运为得到和知鹰二的信任，还把名字改为了何益之。 那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想要收服各地的军阀势力，其中以桂系军阀李宗仁的势力最为突出，当时和知鹰二任侵华日军广州陆军武官，他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李宗仁寿与日本合作，夏文运作为翻译，他也跟随和知鹰二去了广州。 李宗仁对于日本人的话自然是不会信服，但是他对夏文运却很有兴趣，而且他很看好夏文运，想让他加到爱国抗日的队伍中来。 夏文运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被李宗仁的话语所激发。即便他曾为日军工作，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夏文运一番痛苦流涕之后，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向李宗仁表态：“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李宗仁要回到祖国的夏文运做国军的特别情报员，专门刺探日军的重大机密。为了保证夏文运的安全，两人约定单线联络，夏文运的身份只有李宗仁掌握。 之后，夏文运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李宗仁提供了很多日本方面的情报。 1935年，和知鹰二调任华北驻屯军参谋，统管日方华北情报工作，夏文运为李宗仁提供了大量日军情报。 1936年上半年，夏文运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情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夏文运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机密情报，然后通过设在上海法租界一位日籍友人寓内的秘密电台发出。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在价值及迅速、准确方面甚是钦佩，称其情报在抗战初期“独一无二的”。 在抗战期间，李宗仁为夏文运申请活动经费，被夏文运拒绝，他觉得为祖国效力天经地义，拿一分钱都是亵渎了自己。 1938年，台儿庄战役打响，它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战役，它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同时也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由于当时南北战事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危急关头，夏文运又从上海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李宗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迅速抽调张自忠的59军北上……之后，台儿庄战役大捷。 可以说夏文运及时发去的电报，为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 再后来的很多战斗中，多亏了夏文运提供的情报，我军才取得了胜利。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夏文运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1941年年末，日方发现夏文运的活动后，到处追捕他，他从上海逃到香港，躲过了这一难。 夏文运并未就此停下正义的事业，他除了为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提供日军的信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日本特务逮捕，夏文运逃到了北方，至此，他为李宗仁提供情报工作告终。 1946年，夏文运被戴笠逮捕，后移交山西省高等法院审判。 夏文运的妻子去寻求李宗仁的帮助，之后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潜伏在日伪政权为我方所做之事，他这才被释放。之后回到上海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夏文运以“大汉奸”的罪名被逮捕。之后，经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证明，最后被无罪释放。 获得自由的夏文运去了日本定居，以经营料理店为生。 晚年的夏文运一直想回到祖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978年，夏文运因病去世。 夏文运不为名利，不怕牺牲，为李宗仁提供了许多绝密情报。即便被误认为“大汉奸”，他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他始终怀有一颗中国心，他没有加入日本国籍，他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