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信访接待室值班的时候，见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不大一会儿，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向我走来，择日不如撞日，今晚聚一下，如何？ 已经有约了，抱歉！ 来人挠挠头皮，伸出右手与我重重地握了一下，笑咪咪地挥手与我再见。 --------- 我今晚真的有约了，并非当面驳了来人的面子。 来人叫阿群，曾是一名罪犯。 罪犯是触犯刑律的人，但并不一定都是坏人。 芸芸众生，不要简单地以好人坏人加以区分。就像事情，也不要简单地以好事坏事加以区别。那种非黑即白的理论，在去标签化的时代洪流中，正一步一步地冲淡，弱化。 阿群曾是一名大老板，在招投标市场一言九鼎，风光无限。许多的工程建设主将他奉若神明，顶礼膜拜。 扫黑除恶那阵子，阿群被抓了起来，罪名是串通投标。 彼时，我在驻所JC室工作，专门对看守所的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有一项工作机制，是畅通驻所JC官与在押人员接触的绿色通道，叫约见驻所JC官制度。只要在押人员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都可以主动约见。 约见是你的权利，但JC官见不见你，需要经过审核，是不是在工作范畴里面。符合要求的，再由JC官决定约见的时间。 阿群通过管教提出了约见驻所JC官的要求，而且显得非常着急。 我在监区见到阿群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就我这个罪名，非要关在里面吗？你们不是有一个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吗？ 我点点头，内心暗暗称奇。 法治建设的进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了解刑法罪名的构成要件，还扩展到了与办案有关的相关制度规定上，律师是执业需要，在押人员则是与命运息息相关。 这就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说起来，这是贯彻少捕，慎捕政策，减少监管场所羁押压力的好政策，也是保障人权，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司法理念，基层推广这一制度的时候，社会反响一片叫好。 阿群就在此时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说，所有的在押人员都有权利提出这个申请，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审核程序，你如果有律师，可以提出书面申请。 三天之后，一个自称是阿群律师的给我送来了书面申请，内勤受理后，开始进入审查程序，在规定的期限内，我们向办案单位发出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 又是一个三天之后，办案单位送来回复，不予变更。 我出面与承办人沟通，人家说了，按理这是一个很轻的罪名，你们提出的理由都正当，但这是一个上级交办案件，后面牵涉到保护伞问题，所以不能放，态度非常强硬。 这是我与阿群的第一次接触。 第二次，是在阿群的案子开庭前夕，他把律师沟通的判决方案告诉我听，如果当庭判决，适用缓刑，刑期要长一点；如果判实刑，加上先行羁押的时间，再待十来天就可刑满释放。完了问我哪一种方案可行？ 我说，当然是第二种方案，再熬十来天，就可一劳永逸。 不行，阿群坚决不答应，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宁愿缓刑，长就长一点吧。不过，要判缓刑，先要征求社区的意见和建议，然后进入社区矫正程序。 对，司法局的社区矫正工作也要接受我们的监督。 阿群出来后，一直对我心怀感恩，但我坚守底线，一般情况下，绝少往来。 直到去年，我堂兄的孙子面临毕业前实习，我想到阿群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威风，便请他帮忙，托举一下堂兄的孙子。 阿群满口答应，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了一个路径，堂兄听了千恩万谢，我也感觉脸上有光。 后来，事情的发展根本没有按照那个路径去走，具体经过，我之前写过，不重复了。 我感觉阿群不上路，堂兄是否暗暗怪罪我不肯真帮忙，我无从得知。夹在中间，我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不舒服。 从此，我断了与阿群的联系。 年前，阿群约我吃饭，我没答应。再打电话，我干脆不接了。 正月初三，宏亮跟我说过，到了这个年龄，真正的朋友不会超过二三个，其余的保持正常的社交礼仪就行了。 我也附和他，真正的朋友，不要在乎失去谁，而要看看还剩下谁。 对于阿群，我自有分寸。 所以，不要说我今天有约，即便没有，我也不会赴他的约。 做人，应该有起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