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军费困难，部队开始允许经商。有两位将军极力反对，一个是张爱萍，另一个是秦基伟。
1988年春天，一份题为《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的文件在军队高层引起强烈反响。这份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秦基伟将军执笔的文件，严厉指出了当时军队经商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文件中提到的＂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等现象，道出了军队商潮中的深层危机。 追溯这场军队商潮的源头，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百业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防经费的相对紧张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据统计，1979年至1989年期间，我国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7.5%下降到9.5%。军队的各项建设和官兵生活保障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允许部队开展经营活动，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经济状况的政策应运而生。这一政策出台之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的经费压力。一些部队开办企业，开展多种经营，为改善营区条件和官兵生活提供了补充资金。 然而，随着军队经商活动的扩大，问题也逐渐显现。有的部队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商活动上，影响了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更严重的是，一些单位打着军队的旗号，利用特殊身份谋取不当利益，甚至出现了违纪违法现象。 1985年，在一次重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张爱萍将军就明确表达了他的忧虑。他认为军队经商不仅有损军队形象，更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建设。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部队因过分关注经济效益而放松军事训练的现象。 1951年初，张爱萍同志履新，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在那个历史的节点上，国家刚刚从长期的战乱中走出，仍在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艰难奋进。作为一名军人，张爱萍肩负的责任重大，不仅要应对残余的敌军势力，还要在复杂的政治与军事形势下，巩固新生政权，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 张爱萍的军事生涯深刻地印刻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初到浙江，他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首要任务便是剿匪。随着战斗的推进，他逐渐深入沿海的岛屿，指挥部队进行细致的扫荡和防御部署。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解放军成功消灭了国民党残余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在对付潜伏的敌特工作上，张爱萍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地形的充分勘察，他了解了浙江东部沿海的特点，准确地找到了敌人可能的藏匿点和活动范围，并迅速采取了有效措施，消除了这些安全隐患。此时，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指挥官，更是这个区域防线的重要捍卫者。 在张爱萍的指挥下，浙江的海防建设逐渐得到了加强。通过对重要沿海岛屿的战略部署，他积极推动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这些工事不仅提升了防御能力，也为后来的海岛保卫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张爱萍非常注重防线的全方位立体性，他意识到岛屿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对敌我双方至关重要，因此极力推动海防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军事问题，更是在为未来的防卫准备作长期铺垫。 1954年8月，张爱萍担任了浙东前线指挥部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国内的局势依然错综复杂，敌军不仅存在于本土的部分区域，仍然在海岛上企图进行反扑。为了彻底消除这一威胁，张爱萍亲自指挥了大陈列岛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他利用自己对地形的深刻理解和对敌情的准确把握，成功组织了精锐部队，不仅顺利地攻占了大陈列岛，还成功解除了其周边的所有敌占岛屿。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得浙东的防线得到了巩固，极大地削弱了敌军在这一带的活动空间。 同年9月，张爱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一职务标志着他在军事生涯中的进一步升迁。作为副总参谋长，他的工作内容不仅限于指挥作战，还涉及到军事行政、装备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在这一职位上，张爱萍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对军队建设极为重要的思想和方针，反对盲目照搬外军的做法，主张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部队编制、装备的改革。他深知，解放军要走上正规化建设的道路，必须摒弃过去仅仅依靠经验的做法，而要依靠科学、系统的管理与制度建设。 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张爱萍主持了诸如《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总参谋部工作制度及工作方法十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制定，为军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特别注重的，是军队组织结构的优化和装备的现代化。他坚信，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切实可行的规划，才能有效地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他参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解放军的发展方向及组织编制》、《全军组织、装备八年规划》等文件，推动了我军在改革道路上的步伐。 张爱萍不仅在战场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军事行政管理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在制定军队发展战略时，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刻认识到军队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更体现在对部队日常管理的精细化和长期规划的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