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3日，日军占领台儿庄的大半，师长池峰城派出两批敢死队全部战死，再组织敢死队时，残存官兵只有五十多人没受伤。 1938年，当时，日军向台儿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一度突破了防线。 池峰城是台儿庄城的防守指挥官，他深知这一战事关重大。 然而，汤恩伯的迟迟不行动。 汤恩伯并不急于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反而选择了通过小规模的进攻牵制敌军。 汤恩伯这种做法引起了李宗仁和其他指挥官的强烈不满。 对于台儿庄的局势，他认为，如果台儿庄能够坚持住，敌人将会因长期的消耗而疲惫，届时，中国军队才有可能在有利的时机发起反击。 汤恩伯宁愿让台儿庄的守军消耗敌人。 而池峰城没有时间再等待。 在这个关键时刻，池峰城决定组织敢死队。 在池峰城的号召下，许多士兵即使负伤也纷纷站起。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池峰城，尽管士兵们的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但他们依然不愿放弃。 池峰城向他们分发了手榴弹和标志。 汤恩伯的迟疑让台儿庄的守军面临更大的压力。 尤其是孙连仲和李宗仁多次催促汤恩伯加速进攻。 李宗仁对汤恩伯的指挥风格感到不满，甚至在通信中对汤恩伯进行斥责。 就在这时，日军已经攻占了台儿庄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黄樵松所率领的二十七师在台儿庄北部的防线遭遇了日军的攻势。 日军调集了重炮和坦克。 虽然黄樵松极力命令炮兵压制敌人的火力，但北城墙还是在炮火的摧残下被轰塌，敌人趁机冲入城内。 这时，台儿庄的北街大庙成了关键的防守阵地。 守军用机枪和火力死死挡住了敌人的推进。 日军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终于占领了大庙。 我方四个团长伤亡三人，十二个营长中仅两人幸存，守城的士兵损失惨重。 然而，黄樵松看到局势的危急，命令第158团3营副营长时尚彬带领第7连、第8连增援台儿庄。 8连先行进入，却在日军的重机枪扫射下全军覆没。 随后，第7连接管了防线。 两军你进我退，街巷楼房成为生死拼杀的战场。 战士们手持大刀与日军刺刀对抗，最终7连仅剩57人。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阵地，打败了200多名日军。 池峰城师长决定组建敢死队，命令7连连长王范堂带领剩余战士开展最后一搏。 每名敢死队员都手持长枪，腰佩大刀，身披手榴弹。 池峰城为每名敢死队员提供30块大洋奖励，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金钱。 当晚，敢死队分为六组，趁着炮火掩护，悄然接近日军阵地。 王范堂一声令下，敢死队如猛虎下山。 在一小时的激战中，日军损失惨重，超过60名日军尸体留在战场上。 敢死队以44人的牺牲换来了一线生机，最终迫使日军退却。 成功夺回了失地。 与此同时，日军在福荣真平的指挥下，展开了多次的攻势。 但由于缺乏弹药和油料，已经陷入困境。 福荣真平在战斗中不幸负伤，伤口感染使得他身体愈加虚弱。 福荣真平最终决定将自己的身体负担放下，继续前往最前线。 台儿庄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黄樵松继续通过电话与上级保持联系。 根据最新的情报，日军的主力已经被包围，台儿庄正面即将展开总攻。 黄樵松立即挑选了一支由250名精锐士兵组成的奋勇队。 奋勇队的任务是从东北角进入敌人腹地。 与此同时，20多架中国战机飞临台儿庄战区，对日军进行打击。 由于飞行高度较高，日军最初并未察觉。 然而，当飞机迅速俯冲，展开猛烈扫射时，日军顿时陷入混乱 中国军队士气大增，纷纷举起手中的军帽。 汤恩伯也收到消息称日军增援部队正从胶济路南下。 他计划收回五十二军。 军长关麟征却认为这一决策可能会使濑谷支队的攻势受阻。 经过一番辩论，汤恩伯最终决定听取关麟征的建议。 经过奋战，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 池峰城在将军战争结束后，他继续在国民政府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直至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起义。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他便因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 根据当时的调查，池峰城曾与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长徐宗尧有过接触。 徐宗尧在审讯中透露，池峰城与他共谋策划潜伏行动，审查中出现了李颖的伪证，指控池峰城与潜伏特务有更深层次的联系。 尽管后来的调查证明池峰城并未与国民党势力勾结，但在那个时期，池峰城仍未得到及时释放。 参考文献：[1]夏军.池峰城与台儿庄大战[J].中国档案,2015,0(8):7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