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四川军阀杨森带着1200多两黄金与副官、女秘书一起坐飞机

1949年12月16日，四川军阀杨森带着1200多两黄金与副官、女秘书一起坐飞机逃往台湾。第20军传给他的儿子——杨汉烈，暗示其可率部起义，代理军长——景嘉谟，带领下拒绝起义出走。

杨森的背离，让他站在了历史的分岔路口。

一方面，作为战功赫赫的四川军阀，他曾为国民政府效力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势力。

可1949年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杨森看到了自己，和父辈的命运走到了尽头。

当时的国民党已无法挽回，台湾成为许多失势权贵的避难天堂，面对这样的局势，杨森心中已经没有太多顾虑。

杨汉烈，他的儿子，是继承父亲事业的接班人。

在杨森做出决策时，杨汉烈正在和军中，一些重要将领进行讨论。

虽年纪轻轻，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黄埔军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从父亲的部队中，一路升迁，成为第20军的军长。

这一职位不稳固，在杨汉烈接手时，第20军中不少老部下，对此并不买账，尤其是已经在军中深得民心的景嘉谟。

杨汉烈的接任，是继承父亲的事业，更像是承接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军中许多老将士，对于这个年轻的军长心怀异议，认为他经验不足，未能得到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证明自己。

景嘉谟，作为代理军长，已在军中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在众多老兵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对于杨汉烈的上任，他一直怀有不满，认为杨汉烈不过是父亲的儿子，没有真正的军事能力。

当杨森宣布把第20军交给儿子，暗示可以带兵起义时，这一消息，迅速在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景嘉谟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杨森，对自己和整个部队的不信任。

在他看来，杨汉烈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尚且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领导如此庞大的部队，何况当时的时局已经变化，起义无疑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景嘉谟与其副手萧传伦，开始联手反对这一决定，并迅速展开了行动。

景嘉谟的反应是坚决的，深知若部队真如杨森所言那样起义，整个部队，将陷入一场无望的斗争之中，一旦失败，意味着他和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弃儿。

他开始私下联系其他军中要员，劝说他们支持自己，拒绝起义。

景嘉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响应杨汉烈的起义呼声，开始有意拖延时间，企图通过其他途径来稳定局势。

杨汉烈未因此而动摇，父亲已经离开，他依旧决定站出来，响应父亲的号召。

作为第20军的指挥官，他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份责任，尤其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认为只有起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线生机，也可能为部队带来转机。

杨汉烈深知起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清楚，这是一场必须面对的抉择。

1949年12月26日，杨汉烈正式宣布起义，率领第20军三个师，杨汉烈在四川金堂发动了起义，旨在加入解放军的阵营。

在当时，解放军的势力，已经遍布全国，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陷入困境，许多原本忠于国民党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

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汉烈的起义选择，让他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景嘉谟和萧传伦，未按下杨汉烈的节奏。

两人带领着他们的部队，迅速作出回应，坚决拒绝起义，选择带领部队向什邡方向撤退。

这一决策显示出他们，与杨汉烈的重大分歧，同时也揭示了，军中老将和年轻军官之间的代际冲突。

景嘉谟认为，选择坚守，寻求和解的方式，才是明智的选择，他拒绝了起义。

杨汉烈和景嘉谟的对立，是两位军官的个人恩怨，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选择。

杨汉烈的起义，代表了对父亲决策的延续，景嘉谟的坚持，代表了旧军人，面对变革时的恐惧，和不信任。

两人的分裂，让第20军，陷入了内部分裂的困境。

景嘉谟未能如杨汉烈那样，加入解放军的阵营，他坚守在部队中，最终得到了相对和平的解决。

解放军进入四川后，景嘉谟及其部队得到了安置，未受到太大冲击。

而杨汉烈率领的部队，在起义后迅速编入解放军第19师，杨汉烈也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开始为国家的建设出力。

无论个人如何抉择，最终都无法逃脱时代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