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鲁迅母亲问儿媳朱安：＂你一个女人，怎么就生不出孩子来？＂听了这话，儿媳又气又恼，带着哭腔说：＂您的儿子都不跟我说话，我怎么有孩子？＂母亲听后，不禁叹了口气，再也不提此事。 在晚清的中国，女性的命运往往被束缚在传统的枷锁之中。女子从小就要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被告知要以相夫教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在那个年代，女性的婚姻大多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女子们还未成年，她们的终身大事就已经被家长们安排妥当。 裹小脚是当时最能体现女性地位的一个缩影。为了迎合＂三寸金莲＂的审美，众多女孩从小就要经受裹脚之苦，这种习俗不仅摧残了她们的身体，更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自由。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价值往往被简单地定义为延续家族血脉。生儿育女成为衡量一个女人价值的重要标准，不孕不育常常成为休妻的理由。 朱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大的。她出生在绍兴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女子教育。和当时大多数女子一样，朱安也经历了裹小脚的痛苦。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子适婚年龄通常在十五六岁。但朱安直到二十八岁才嫁给鲁迅，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社会的变革有关。 朱安的父亲是一名教书先生，家中虽然并不富裕，但也重视女儿的教养。在那个时代，能识文断字的女子并不多见，朱安却能读书写字。 然而，即便是受过教育的朱安，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婚姻的制约。在绍兴这样的文化重镇，即便是知识分子家庭，对于婚姻大事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礼教规范。 鲁迅的求学经历，让他逐渐从一个传统文人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先是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后来又前往日本求学，这些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和文化。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他看到了新式婚姻、男女平等等进步理念，这些都让他对传统的中国婚姻制度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当鲁迅回到中国后，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家庭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他母亲的眼中，婚姻是延续香火的必要手段，儿子娶妻是为了传宗接代。 而在鲁迅看来，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上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他对这桩包办婚姻的抗拒。 周母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母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能够娶妻生子，让周家的香火得以延续。在她的观念中，儿媳妇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生儿育女。 但是鲁迅对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却持反对态度。他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封建婚姻制度进行着无声的抗争。 朱安就这样成为了新旧文化碰撞中的牺牲品。一边是坚持传统的婆婆，不断催促她尽快生个孩子；另一边是追求个人解放的丈夫，对这桩婚姻完全没有感情。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婆媳关系往往是一个家庭中最敏感的问题。朱安不仅要面对丈夫的冷落，还要应对婆婆对生育的期待。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并不少见。许多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婚姻问题上都面临着与家庭的冲突。 他们的父母普遍认为，婚姻是家族之间的结合，是传宗接代的必要手段。但是年轻一代则开始追求婚姻自由，重视感情的真实。 这种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在鲁迅家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周母坚持传统，希望儿子能够尽快让自己抱上孙子；而鲁迅则通过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反抗。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安的处境越发艰难。她既要维护与婆婆的关系，照顾婆婆的日常起居；又要面对丈夫的冷漠，独自承受无人理解的痛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母去世。在这期间，朱安始终尽心尽力地照顾婆婆，但却始终无法完成生育的任务。这不仅让她在婆婆面前抬不起头，也让她在整个家族中的地位越发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