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9日，趁着夜色执行任务的何学高，突然被旁边树林窜出来的2个越军死死地控制住，双方扭打在一起，左手受伤的何学高无奈之下，拉响手榴弹，选择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结果却成为了千古之谜。 在湖北常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1956年冬天，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何学高来到了这个世界。那时的中国刚刚开始建设，百废待兴，农村的生活环境还十分艰苦。 在这个贫困的年代里，何学高的家庭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民家庭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住着泥土砌成的房子，吃着自家种的粮食，每一天都在为温饱而奋斗。 从记事起，何学高就开始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田间地头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地方。他帮着犁地、播种、除草、收割，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 农村的生活条件有限，营养跟不上，这直接影响了何学高的身高发育。到了青年时期，他的身高只有1米58，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 1976年，国家开始在湖北常德地区进行征兵，这个消息让20岁的何学高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的征兵标准要求身高达到1米55，何学高刚好达到这个标准线。 在报名的过程中，何学高面临着严格的体检和政治审查。他的体格虽然不算强壮，但是身体素质良好，体能测试全部达标。 通过层层筛选后，何学高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正式成为了365团5连五班的一名战士。从此，他告别了农村的田野，开始了军营生活。 在部队里，何学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清晨5点起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射击训练，样样都不能落下。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评论文章，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战火在中越边境蔓延，硝烟弥漫在祖国的南方边陲。 朔江南山地区是进军高平的重要通道，这里层层叠叠的山峦构成了天然屏障。越军在这里修建了多层堡垒工事，形成了严密的火力网，死死封锁住这条咽喉要道。 2月19日凌晨，天空中飘着细雨，寒气逼人。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五团二营五连接到了一个重要命令：拔除朔江南山592高地上的敌军据点。 五连的作战计划是分成两路进攻，何学高所在的5班和4班分别从左右两侧包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军的炮火封锁使得战场上烟雾弥漫。 在密集的炮火中，4班不慎走错了方向。何学高带领的5班却成功地迂回到了右侧阵地，他们悄悄摸到了距离越军战壕二十多米的位置。 5班战士们抓住战机，同时向敌军战壕投掷手雷。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战壕里的越军措手不及。 乘着敌军慌乱之际，何学高带领战友们迅速冲进战壕，与残余敌军展开近距离搏斗。一番激战过后，战壕内的敌军被全部消灭。 就在5班准备继续向主峰推进时，发现敌人在山顶架设了一挺高射机枪。这个火力点居高临下，封锁了解放军的进攻路线。 高射机枪不断向我军阵地扫射，压制了部队的前进步伐。这个强大的火力点必须尽快拔除，否则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何学高凭借着在部队培养的军事素养，开始仔细观察地形。他发现在密林的掩护下，有一条可以接近机枪阵地的路线。 利用地形和植被的掩护，何学高开始独自向敌军机枪阵地匍匐前进。他一点一点地靠近，直到距离敌军不足十米的位置。 在这个关键时刻，何学高准确地将手雷投向敌军机枪阵地。手雷爆炸后，高射机枪和机枪手都被炸毁。 就在这时，从旁边的树林里突然窜出两名敌军，他们死死抱住了何学高。三个人扭打在一起，场面异常激烈。 敌军用爆破筒击打何学高的头部，他的左手在战斗中受了伤。他用仅存的力气，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两名越军当场阵亡，但何学高却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 五连指导员伍贵带领战士们赶到现场时，发现何学高虽然重伤，但还有生命体征。部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用最快的速度将何学高送往战地医院。 战地医生发现何学高的伤势严重：右手被炸断一截，左手手掌炸烂，头部也有多处伤口。但所幸重要器官都没有受到致命伤害。 医护人员为何学高进行了紧急手术，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和治疗，他的生命终于得到了保障。 这个消息传到指挥部后，引起了军队高层的高度重视。团长称赞何学高是＂活着的杨根思＂，将他比作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著名英雄。 1979年9月17日，中央军委授予何学高＂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颁发了＂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是对他在战场上英勇表现的最高褒奖。 何学高的事迹成为部队政治教育的典型案例，他的故事被编入教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官兵。1982年，广州军区又授予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伤愈后的何学高虽然失去了一只手，但他并没有被困难打倒。他积极参与部队的各项活动，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和鼓舞战友们。 1984年，何学高正式退役，告别了自己深爱的军营。回到地方后，他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但那段战斗的岁月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