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手下劝他驱逐自保，于学忠道：“如果众位坚持此意，我就自杀以谢玉帅”，吴佩孚得知此事后感动不已。 1926年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铁蹄正从南方向北方挺进。这位曾经叱咤中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正面临着他军阅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 在武汉保卫战中，吴佩孚的部队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放弃这座重要城市。他那威震一时的＂第三军＂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北伐军攻克汀泗桥后，武汉三镇的大门已经洞开。吴佩孚在仓促应战中发现，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指挥能力在新式军队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形势的发展远比吴佩孚预想的要糟糕，原本誓死效忠的部下开始动摇。许多军官看到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态势，已经开始暗中观望。 1927年初，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这让吴佩孚的处境雪上加霜。冯玉祥的军队从西北杀出，与北伐军形成犄角之势，给吴佩孚的残部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河南巩县避难期间，吴佩孚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势力范围在迅速萎缩。那些曾经对他唯命是从的地方官员，现在也开始躲着他走。 到了1927年5月，吴佩孚的处境更加艰难，他手下只剩下约两千人的卫队旅。这支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在当时的大势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吴佩孚决定带领残部向四川方向转移。四川军阀割据，地形险要，或许能为他提供一线生机。 在向南转移的过程中，吴佩孚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粮草补给困难，士兵逃亡，甚至连最基本的行军安全都无法保证。 1927年5月下旬，吴佩孚率领残部来到了河南邓县。这座位于豫南的城市，驻扎着他的老部下、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和吴佩孚都是山东蓬莱人，他们之间的渊源颇深。在于学忠的军旅生涯中，吴佩孚曾经是他的引路人和伯乐。 两人相识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于学忠凭借军事才能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在吴佩孚的提携下，于学忠从一个普通军官逐步升迁，最终成为一师之长。 然而，此时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学忠的第二十六师已经开始和张作霖的奉军接触，寻求新的政治出路。 军阀之间的政治较量从来都是残酷的，于学忠面临着严峻的选择。一方面是往日的恩师吴佩孚，另一方面是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邓县的军营里，于学忠的部下们议论纷纷。有人主张趁机抓捕吴佩孚，以此向新势力表达投诚的诚意。 此时的于学忠部队实力远胜于吴佩孚的残部。光从军事角度来看，拿下吴佩孚并非难事。 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背叛和倒戈都是常见的事情。军阀之间的联盟和分化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于学忠的部下们看到了立功的机会，纷纷向于学忠建议采取行动。这些建议都指向一个目标：驱逐或者逮捕吴佩孚。 然而，于学忠在这个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他明确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对吴佩孚不利，他宁愿以死明志。 这个决定出人意料，但也体现了于学忠对师生之情的坚守。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义已经十分罕见。 吴佩孚虽然此时处境艰难，但他很快察觉到了邓县的险恶局势。第二十六师中暗流涌动，已经不是他可以久留的地方。 在邓县的军营中，于学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的部下们反复强调抓捕吴佩孚的好处，认为这是投靠奉系的最佳时机。 这种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投靠新势力往往需要献上投名状。于学忠的部下们认为，吴佩孚就是最好的投名状。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于学忠的态度出人意料。他站在众位军官面前，沉声说道：＂如果众位坚持此意，我就自杀以谢玉帅。＂ 这番话传到吴佩孚耳中，让这位昔日的中原霸主感慨万分。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还能遇到如此重情重义的旧部，实属难得。 然而，吴佩孚并没有因此而停留。他很快做出了南下的决定，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给于学忠减轻压力。 在离开邓县后，吴佩孚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不得不带着残部在偏僻的山路上行军，躲避追兵的搜捕。 一路上，吴佩孚遭遇了多次危险。有时是土匪的袭扰，有时是追兵的围堵，但最危险的还是部下的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于学忠的忠义之举显得尤为珍贵。这成为了吴佩孚在逃亡路上为数不多的温暖回忆。 后来的历史证明，于学忠的选择是明智的。他既保全了自己的部队，又维护了师生之情，在乱世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于学忠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的军事生涯远比其他军阀更加光彩。 这段师徒情谊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告诉后人，即便在最黑暗的时期，人性的光辉依然存在。 时过境迁，军阀混战的历史已经远去。但于学忠在邓县的抉择，却成为了那个时代少有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