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冯玉祥率部进入陕，8月升任第11师师长，陕西督军阎相文无法应付复杂的局势而自杀，当了16天的师长冯玉祥就成了新的陕西督军。当时的陕西各路武装加起来有十几万，冯玉祥这个督军控制的地盘很有限，手下官兵的生活非常困苦。 冯玉祥的第11师基本班底还是他带去陕西的第16混成旅，全师官兵共9000多人。陕西没有大米，苞谷比麦子贱一半，官兵每日一顿白面，一顿苞谷面窝窝头。冯玉祥也是一样。官兵夜晚只有一件棉大衣当被子盖，冯玉祥也是一件棉大衣。 副官长建议给冯玉祥做条棉被，冯不肯。以后旅、团长们也纷纷建议，但冯玉祥说：“我们应当与士兵同甘苦。兵未入室，将不入舍，兵饭未熟，将不言饥，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冬不服裘，夏不挥扇，雨不张盖，皆无盖也。我希望大家都要与士兵共甘苦。 手下又劝说：“你是我们的首领，你的身体健康，关系全军，应当保重”。最后有人出主意给冯玉祥加一条军毯，冯说：”士兵都没有军毯“。这时有人建议说现在织呢厂有军毯。冯玉祥赶紧让加快赶制，每个班后来发了三条军毯。 第11师辖二个主力旅，李鸣钟任二十一旅旅长，张之江任二十二旅旅长，张维玺任修械所所长，四个团长是孙良诚、赵席聘、宋哲元、韩复榘，其中韩复榘是骑兵团团长。冯玉祥一手组建的模范连后来扩编为两个连，改为学兵队，他的贴身手枪队后来也扩为两队，改称卫队团，共四个连，石友三任团长。 冯玉祥当督军时并不常驻在督军署，而是住在西安西北城角处，他把那里改名为新城，冯玉祥在那里搭上帐篷，卫队团驻在左边，学兵队驻在右边，冯玉祥居当中。这个地方当时一片荒草和乱石砖瓦，很长时间才打扫干净。但冯玉祥仍嫌不清洁。 有一天，冯玉祥把学兵队的连长张自忠、卫队团的队长陈毓耀叫到操场里，对他们说：”操场里砖头瓦块而不知捡，尘土荒草而不知除，足见其术科之不讲也；讲堂里黑板颜色脱落而不刷，桌凳歪斜而不整，足见其学科之废弛也。学兵队，卫队团是全军模范，如此疏忽，理应处罚。” 说完，冯玉祥让二人摘下指挥刀跪下，二人对面跪下，并传值日排长带队，马上进行打扫。从此以后，张自忠、陈毓耀每日起床先带人打扫卫生。 冯玉祥经常检查卫生，有时亲自去连里检查，有时在阅兵时或下操时检查士兵身体，看看牙刷了吗，耳朵里有灰尘吗，脱下鞋袜看看洗了脚吗，解开扣子看看衬衣清洁吗，有虱子吗，手指甲剪了吗。 冯玉祥有一次在集合时说：“千百人住在一起，既容易得病，又容易传染病，要力求清洁”。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兄弟三人，都是有名的大夫。老三号称“国手”，他能一服药见效，二服药病愈，三服药除根，大家称他为“国手”。老三说：惭愧，不敢当，实际上我大哥第一，二哥第二，我是第三，怎能算“国手”呢。大家说未听到你大哥二哥的本领如何。老三说：我二哥一年四季吃预防药，吃了他的预防药，就不得病了，我大哥平时事事讲究卫生，连预防药也用不着，根本就不得病，比起病后还得吃三次苦水强得多了”。 讲完这个故事后，冯玉祥总结说：“从此看来，要想没病，唯一的办法就是平时讲究卫生”。 陕西当时情势复杂，吴新田的第七师占据汉中，郭坚率部占据凤翔，胡笠僧部占据渭北，井岳秀部据守陕北。冯玉祥认为陕西无法发展，一直考虑换个地方。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向直系曹锟、吴佩孚表示愿意出战，吴佩孚正和张作霖打得难分难解，自然是求之不得，他和曹锟答应了冯玉祥的请求。 冯玉祥在新城集合11师官兵讲话时说：“丢掉陕西督军如同丢掉旧鞋”。说话时，冯玉祥即抬起脚来，把一双旧鞋丢得远远的。之后，冯玉祥率部向郑州迅速开去。他令李鸣钟旅参加直奉战争，张之江旅驻防郑州。 河南督军赵倜当时倒向奉系，他派所部第三师围攻郑州。冯玉祥亲自指挥应战，经过五天激战，赵倜部被彻底击溃。直奉大战，奉军惨败，1922年5月，冯玉祥因功调任河南督军。 冯玉祥驻军开封，由于有了兵工厂，他大肆扩军，在5个月的时间里，成立了六个步兵团。六个团的团长是张维玺、石友三、刘汝明、过之纲、葛金章、刘玉山。冯玉祥把从赵倜部缴获的枪都发给了新兵，巩县兵工厂的子弹也发下来了。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新兵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都完成了，上战场就能用了。 对于冯玉祥一直很有戒心的吴佩孚，见再这样下去冯部的兵力就会越来越多，于是将其明升暗降为陆军检阅使，让其率所部驻防南苑，不过此时冯玉祥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驻防南苑时，冯玉祥除了第11师之外，还扩编了3个混成旅，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柯依伯带来往者
阎相文怎么死的，这事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