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夜，“暗杀大王”王亚樵去余婉君的住处看望她，不曾想一场针对他的刺杀已经部署好了，二十多个杀手等着他的进门。 这年7月，在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通电下野后，蒋介石让戴笠趁机寻到王亚樵行踪后将其除掉。根据情报，王亚樵很大概率就在广西，可广西是桂系的地盘，戴笠的特务处并未在广西建立站组，寻找王亚樵并非易事。 于是戴笠让手下劝降被抓的王亚樵的心腹手下余立奎，可无论用什么条件做交换，余立奎非常仗义，始终不肯说出王亚樵的下落。 戴笠了解到，余立奎的姨太太余婉君一直没离开香港，那么她指望什么生活？显然是王亚樵在接济她。戴笠随即派出特务处的特务陈质平前往香港，接近余婉君。 陈质平是海南文昌人，正值而立之年。戴笠选中他，看中的是他的学识与狡猾。陈质平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在河南大学任教，是特务处少有的高材生，他表面行事风格低调，颇有君子之风范，实则极为滑头。陈质平到香港后，在余婉君的寓所旁租房住了下来，很快与余婉君相识。 余婉君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喜欢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如今余立奎被捕，虽有王亚樵每月按时邮寄生活费，也只能勉强维持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生活的窘迫和孤独寂寞让她苦不堪言。陈质平投其所好，常常邀她下馆子、进舞场，给她送钱、送礼物。可无论陈质平怎么套问，她都不肯透露王亚樵的住址。 陈质平只好退而求其次，称自己有事要去南京一趟，问余婉君是否愿意一同前去。余婉君正有去狱中探夫之意，便与陈质平一起来到南京。 而此时，戴笠派人故意散布消息，在余立奎面前诽谤王亚樵与余婉君，说他被引渡南京后，两人已勾搭到一起。 可余立奎是讲义气之人，他即使相信余婉君背叛了他，却也不会将这笔账记在王亚樵头上，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 不过，戴笠让余立奎和余婉君产生裂痕，让陈质平趁虚而入的目的却达到了。余婉君探监来到南京，余立奎坚决不与她相见。 陈亦川趁机对余婉君说：“余立奎不想见你，他在这里替王老九（王亚樵）顶罪蹲大狱，你在外边和王老九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他能见你吗？” 余婉君一听被误会，更要证实自己的清白，请求陈亦川无论如何让他们见一面，当面解释清楚。陈亦川说：“他不见你我也没办法。他说除非你把王老九抓来，把他救出去。” 余婉君信以为真，答应带人抓捕王亚樵，救余立奎出狱。 这时的王亚樵，住在广西梧州，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势力的保护下。1936年3月，王亚樵来梧州后，改名匡云书，住在梧州市西江岸的一幢房子里。随行的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等人分别居住于梧州市内。 为王亚樵的安全与生活考虑，李济深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要求对王亚樵实施保护措施，每月拨给五百大洋的生活费。考虑到王亚樵也是反蒋派，李、白欣然答应。 尽管如此，李、白对王亚樵却不能像李济深那样信任王亚樵，李、白的态度，让王亚樵感到非常失望。说到底，桂系对他的“容留”与资助，不过是看李济深的面子。 不久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和南京的关系开始缓和，王亚樵求见白崇禧，希望为反蒋做点事情，不料却吃了闭门羹，同时也让白崇禧有了戒心。这时，戴笠从余婉君口中获悉亚樵在梧州后，和白崇禧交涉，要派人抓王亚樵。 白崇禧不同意在广西逮捕王亚樵，以免各方舆论，但是却暗示戴笠暗杀可以。在桂系的默许下，二十几个特务乘汽艇开进梧州，筹划对王亚樵的暗杀。 与此同时，余婉君带着孩子来到梧州，她是和特务处20多名特务一起，从广州乘坐由广东缉私局提供的缉私艇抵达梧州的。 按原先的约定暗号，余婉君与王亚樵取得了联系，会面地点约在“新西旅馆”。 余婉君谎称带来了余立奎的口信，王亚樵就没有不见之理。尽管郑抱真等人劝阻，王亚樵出于对余立奎的信任，还是决定应邀前往。 王亚樵一生警惕，可这时却犯了糊涂，明明桂系和南京已经开始交好，可他还是麻痹大意，也没有去多想，为何余婉君一个女的，会轻松从香港来到梧州。 为了对付王亚樵，戴笠派去的杀手都是特务处的骨干，其中连贴身警卫、特务处有名的神枪手王鲁翘也派去了。 王鲁翘是山东人，毕业于戴笠把持的浙江警官学校，是戴笠一手培养的，枪法极好，据说他开枪不用瞄准，百米内抬手就打，一枪毙命。 1936年10月20日深夜，王亚樵毫无防范地走进了新西旅馆，一进门就被特务们堵在了屋内。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派上用场，如此近的距离，特务们首先使用的是短刀，致命的一刀从背后插入，重伤的王亚樵尽管进行了搏斗，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很快身中十几刀而死。 关于王亚樵之死，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他孤身一人进入房间被杀；另一个是他带着几个手下一同被杀。无论是那个说法，王亚樵终究是死了，这个曾经威震上海滩、连杜月笙都不敢招惹、令国民党高层惶恐不安的“暗杀大王”，因一时大意而含恨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