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来到云南曲靖后，李弥建议说：“卢汉不可靠，陆军司令部最好迁到我的家乡腾冲，那里进可攻退可守。” 当时，国民党军先后流窜到云南的部队，除了驻曲靖的陆军总部外，还有刚刚拼凑起来的第六编练司令部，由熟悉云南情况的李弥任司令官，余程万、曹天戈、傅克军任副司令官。下辖第八军，李弥兼军长，副军长柳元麟，驻沾益；第二十六军，余程万兼军长，副军长彭佐熙，驻蒙自。 李弥听说汤尧到了曲靖，便从沾益赶来会面。汤尧向李弥讲了在昆明受到的冷遇。李弥颇有同感地说：“卢汉态度暧昧，不欢迎你们去昆明，倒不是没有驻地，而是怕你们碍手碍脚。” 接着李弥向汤尧建议说陆军总部最好退过怒江，驻到腾冲去，他夸口说：“以第八、第二十六两军做基础，加上陆军总部各种专门人才，进可以扩展势力，退可以固守自保。现在我已将第八军眷属集结在昆明附近的大板桥，等车输送腾冲，希望你们也作同样准备。不过二十六军余程万和我合不来，他的部队名义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办法，还得请参谋长你去疏通疏通。” 11月上旬，汤尧再次到昆明去，找到云南绥署副主任（主任卢汉兼任）马瑛说：“老同学，你干脆说一句，是不是拒绝陆军总部驻在云南？” 马瑛无法再推诿，便说：“卢主席不欢迎你们来昆明，你们就姑且暂驻元谋县吧。” 汤尧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客人呢？” 马瑛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汤兄，将来你总会知道的，我是好意。” 汤尧随即飞回重庆，向参谋总长顾祝同汇报接洽经过。当时顾祝同也仅仅认为卢汉不愿有个大机关压在头上，没有料到卢汉就要进行起义这一着。 汤尧在重庆待了不久，又随蒋介石、顾祝同逃向成都。刚到成都，重庆解放，解放军接着又向成都挺进。 在成都停留那几天，汤尧曾与蒋介石、顾祝同、张群等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使云南、西康暂时能安定下来，争取在大陆有个立足之地。蒋介石其实也清楚，西南根本守不住，下令将他的专用飞机停在凤凰山机场，飞行人员都不准离开飞机，以便随时都能逃走。 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逃晚了被解放军俘获。当时每天都有几百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什么部长、次长、司长等一类人包围着负责分配飞机座位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吵大闹，缠来缠去，都想早点逃到台湾。谁也不顾谁，谁也不让谁，只要自己弄到飞机票就行了。因此，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总要有几百上千的人去抢座位，有的部长、次长抢来抢去，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是没有抢上去。飞机场到处坐着、睡着等候上飞机的官员和眷属，成天在哭喊、叫骂、吵闹，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 由于缺少飞机，所以到了12月7日，汤尧才带着陆军总部经费，跟着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同机飞抵昆明，准备在云南作最后的挣扎。 张群和汤尧这次来昆，是来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把国防部、陆军总部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搬来昆明。 飞机到昆后，卢汉、马瑛、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人都到机场迎接张群和汤尧。汤尧心中暗喜，以为卢汉这一回可能改变态度了，要同意陆军总部进驻昆明了。谁知汤尧同张群一谈到搬迁之事，卢汉仍以昆明居住拥挤、民心又浮动为理由，不予应允。 当天晚上，马瑛亲自送汤尧到巡津新村招待所一幢漂亮的楼房里。一进门，还没有坐下，他就对汤尧说：“汤兄，这房子倒很好，就是住的人不大吉利，常常被关起来。” 汤尧一听，知道话中有因，顿时感觉呼吸困难，全身冰冷得像大理石一样。接着，汤尧的一个老友杨天民来访，也暗示卢汉要起义。汤尧提心吊胆，一夜未曾合眼。 第二天黎明，汤尧假装外出吃早点，辗转溜到火车站一个小吃铺，边吃边等开车时间。直到8点钟，开往曲靖的头班车已经开始放气时，汤尧才丢下碗筷，跑步跳上车厢。由于出逃时心慌，行李、皮包和临睡前脱下的假牙都没有带走。 回到曲靖后，汤尧连电催促陆军总部留在昆明的总务处处长陶建忠，火速将陆军总部原存在昆明的公私行李运回曲靖，但已来不及了。第二天（12月9日）午夜，卢汉已通电起义。 只身逃到曲靖的陆军总部的汤尧，于12月10日急电台湾的国防部请示机宜。12日，顾祝同给汤尧回电，主要内容是： 一、国防部与云南各部队、各机关的联络，凡由卢汉承转的，一律由陆军总部承转。 二、汤尧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监督云南军政事务。 三、任命曹天戈兼第八军军长，原任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升任该军军长。 四、将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第八十九军合编为第十九兵团，以王伯勋为司令官，曹天戈为副司令官，负责指挥第一线军事，“讨伐”卢汉，营救李弥、余程万等。 资历并不算深的汤尧，一跃成为陆军副总司令，指挥云南的蒋军，但是他并未高兴的太久，仅仅一个多月后，他就在元江被解放军俘虏，成为被俘的国民党军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