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相告，在杀杨宇霆之前他从不迷信，但杀他之后却不得不信。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北，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却因为一场历史的机缘而走到了一起。来自辽宁法库县的杨宇霆，十六岁就考中秀才，在堂兄的资助下远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是不折不扣的军事人才。 张学良则生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家中，从小便在父亲的权势庇护下成长，被誉为＂少帅＂。 1918年，在北洋军阀名将徐树铮的引荐下，杨宇霆加入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队，被任命为27师参谋长。张作霖对这位留过洋、能力出众的年轻人格外看重，很快杨宇霆就成为了奉系军队的核心人物。 在军队中，杨宇霆雷厉风行地制定了一系列军纪制度，并成功策划了著名的秦皇岛截械事件，让张作霖坐稳了＂东北王＂的位置。随后，他又出任奉天军械厂督办，将其打造成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 然而，与张作霖的赏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宇霆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处于冰点。两人分属不同的军事派系，杨宇霆是士官派的代表人物，而张学良则属于保定派。 这种派系之争不仅仅是军事理念的差异，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立。士官派多是留学日本的军事人才，他们推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而保定派则更注重实战经验和灵活应变。 杨宇霆始终认为张学良不过是仗着父亲的权势才能上位，缺乏真才实学。在他眼中，这位年轻的少帅只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没有资格掌握军权。 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同样充满了不满。杨宇霆在军中常以长辈自居，经常对张学良呼来喝去，有时甚至当众训斥，这让张学良颜面扫地。 幸运的是，在张作霖在世期间，这种矛盾并未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张作霖像一个平衡木，稳定着两人之间的关系，既让杨宇霆发挥其军事才能，又保护着儿子的威严。 杨宇霆在军中的威信日渐增长，而张学良也在逐步积累自己的势力。 在奉系军队的权力格局中，杨宇霆和张学良各自拥有着不同的优势。杨宇霆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腕，在军中建立了稳固的威信。 张学良则依靠着＂东北王＂世子的身份，天然具有着领导者的地位。这种微妙的平衡在张作霖在世时还能维持，但随着时局的变化，终究还是走向了分崩离析。 1925年的郭松龄事件，成为了两人关系中最深的裂痕。郭松龄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对他有知遇之恩，更是帮助他打造了一支精锐部队。 但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郭松龄因功高不赏而心生不满，最终选择了起兵反奉。这场叛乱虽然以郭松龄的失败告终，但其死亡却让张学良对杨宇霆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在外交路线上，杨宇霆与日本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态度让主张抗日的张学良十分不满。随着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炸死，两人在对日态度上的分歧更加明显。 1928年，年仅27岁的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了新任＂东北王＂。这个位置来之不易，军中许多老将都对这个年轻的统帅心存疑虑。 杨宇霆此时虽然表面上支持张学良，但实际上却牢牢掌控着军队的大权。任何军政文件都必须经过他的批示才能执行，这让张学良在军中的处境十分尴尬。 东北易帜的问题，成为了两人矛盾的导火索。张学良主张投靠南京国民政府，而杨宇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毁了奉军。 1929年1月，一场关于常荫槐任命的争执，彻底让两人的矛盾公开化。杨宇霆强行要求让常荫槐担任东北铁路督办，这个职位关系到与苏联的外交问题，事关重大。 张学良以需要南京政府批准为由拒绝了这一任命。但杨宇霆却不顾他的反对，直接将任命书拍在了张学良的桌子上，这种公然的挑衅行为彻底惹怒了张学良。 从这一刻起，张学良意识到，如果不除掉杨宇霆，自己永远无法真正掌控奉军。而对杨宇霆来说，这个曾经的＂少帅＂也早已成为了他心中的眼中钉。 在1929年的一个夜晚，张学良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经过多年的积累，杨宇霆在奉军中的势力已经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 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个人恩怨，更关系到整个东北的未来走向。张学良深知，一旦动手就必须一击即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做出最终决定前，张学良做了一件看似不合常理的事情。他拿出一枚银元，决定用这种方式来确定杨宇霆的命运。 连续三次抛掷银元，结果都是正面朝上。为了确保不是巧合，张学良又连续抛了三次，这次要求反面朝上，结果依然如他所愿。 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让张学良下定了决心。当晚，他立即召集了亲信高纪毅等人，开始部署除掉杨宇霆的计划。 行动很快就展开了，在老虎厅内，杨宇霆和常荫槐被逮捕并当场处决。这个震惊东北的行动，标志着张学良终于真正掌控了奉军大权。 处决杨宇霆后，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快速有效的措施。他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报告了事件始末，另一方面迅速安抚了杨宇霆的派系势力。 为了平息军中可能出现的动荡，张学良还亲自撰写挽联，表达对杨宇霆的追思。这种举动既显示了他的权威，也表明了他想要稳定军心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