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离世前躺在床上强撑着一口气，弥留之际用残存的意识紧握着许广平的手，让她去过自己的新生活。 鲁迅临终时，病重卧床，身体日渐虚弱。弥留之际，他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尽管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依然努力表达最后的嘱托，叮嘱她继续走自己的路，过上新的生活。 1925年3月，许广平向鲁迅写下了她的第一封信，开启了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那时，许广平刚刚经历了女师大的“驱杨运动”，学校的政治风暴让她在个人与理想之间陷入了挣扎。鲁迅，作为她的老师与学术榜样，成为了她求助的对象。 许广平从那时起称鲁迅为“先生”，而鲁迅则以“广平兄”回信。最初的师生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信件往来的过程中，许广平逐渐以“广平小鬼”自称，鲁迅则也改口为“小鬼”。这种称呼上的变化反映了两人关系的深化。 从最初的尊敬与崇拜，到后来更为亲近的朋友间的互动，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师生界限。 1925年，随着端午节的到来，鲁迅邀请了几位学生到家中共庆节日，许广平也在其中。这次宴会虽然是一次简单的聚会，却成为了两人感情进一步升温的契机。 酒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彼此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师生或朋友的简单区分。鲁迅的教诲与许广平的独立思考相得益彰，二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情谊。 然而，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波使得许广平的生活更加动荡。1925年7月，杨荫榆在她的校内暴力镇压学生，引发了广泛的抗议与抵制。许广平作为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积极参与了抗议活动。 在那段日子里，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境。学校的封锁、暴力的袭击让她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广平的身影出现在了各大抗议的前线，她力排众议，公开谴责杨荫榆的行径。 这场风波持续了几个月，直至8月，当局加大了打压力度，数百名暴徒闯入校园，学校的局势愈加严峻。许广平一度陷入了孤立与无助的境地。就在此时，鲁迅挺身而出，毅然决定接纳许广平前来避难。 鲁迅的支持让许广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安慰。这一刻，鲁迅的无畏与坚守，不仅仅是对朋友的援手，更是在给许广平的生命旅程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人的感情在这段风暴中的陪伴中悄然升华。尽管外界环境依然动荡不安，但他们的关系已经从友谊转化为更加深刻的情感纽带。 9月，二人最终打破了所有的顾虑和世俗的眼光，决定走到一起。这样的决定，不仅仅是出于对彼此的爱慕，更是对那段动荡岁月中彼此支撑、共度难关的深刻见证。 随后的历史进程为他们的关系增添了新的篇章。1926年3月，北平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 为了逃避政治压力，鲁迅与许广平相继南下。尽管相隔千里，二人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许广平在分离之初便给鲁迅写下了信，表达了自己对这段距离的焦虑与不舍。 在四个月的分别后，鲁迅终于在1927年1月18日回到了广州。当他匆匆赶到许广平的住处时，二人面对面的重逢，并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反而，这段时间的分别让他们的情感更加深厚。 第二天，他们决定搬到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在许广平的悉心布置下，生活变得简单却温馨。然而，广州的局势日益紧张，革命气氛逐渐消退，面对这座城市的变迁，鲁迅和许广平决定再次启程。9月27日，他们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在上海，鲁迅的生活充实而忙碌，但有了许广平的照料，他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许广平除了学习日语，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鲁迅身上。她不仅协助鲁迅查阅资料、整理文稿，甚至亲手为他织毛衣、做棉鞋，照顾得无微不至。 鲁迅常常幽默地表示：“如果没有许，我自己连衣服都找不到。”尽管两人相处时偶尔会有一些摩擦，但鲁迅总能迅速冷静下来，主动向许广平道歉，恢复和睦。 然而，时光荏苒，鲁迅的健康逐渐恶化。1936年初，鲁迅因肺病入院治疗。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他依然心系工作，表示与其延长生命，不如尽快完成手头的任务。 5月中旬，病情加重，鲁迅开始准备自己的全集，告诉学生许钦文如何编排。许广平并未察觉鲁迅的病情严重性，直到鲁迅不再能保持平日的活力。 10月17日，鲁迅在吃过午餐后准备出门探望日本友人鹿地亘，许广平叮嘱他穿暖和些，并确认他是否带齐了车费。鲁迅简单回应后便出门，直到深夜才归家。然而，他的病情在夜间急剧加重，许广平尽力照料，但鲁迅最终还是在10月19日早晨5点离世。 参考资料：吴传来主编. 《一代文豪鲁迅和他的家人》 2015
